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本文旨在梳理和探讨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历程和动因,研判其前景。为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东盟致力于打造一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冷战结束至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目标。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倡导针对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到2018年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的实质性谈判,东盟寻求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持续近30年,基本上贯穿了冷战后南海问题及东盟与中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历程,可谓审视南海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也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不仅体现了东盟的务实,也折射出东盟的无奈。东盟向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和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妥协,向中国主张低版本"南海行为准则"的稳健策略妥协,还不得不向谈判进程中南海地缘格局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妥协。东盟积极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契合了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以"规则"抑制中国的目标,这一方面成为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东盟无法达成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大障碍。     

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表现、成因、趋势和影响

作为南海争端的“局外人”,泰国反对南海问题复杂化和扩大化,反对南海问题影响中国—东盟整体关系的发展,希望争端各方能够和平解决争端。同时,自2012年开始接替越南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后,泰国在南海问题是否应该东盟化问题上开始“走钢丝”。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与其国家利益密不可分。总体来看,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有利于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争端国家之间危机管控能力的提升。但是,泰国追求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以与中国开展集团式谈判的态度和行为会加剧南海争端东盟化。展望未来,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将会在保持一定的延续性的基础上追求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平衡。     

南海环境保护合作之路:欧洲的经验和启示

近两年来,在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良好态势,为中国和东盟构建功能性的区域海洋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鉴于环境合作的潜在高政治/安全属性,南海海洋合作应优先选择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以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促进区域层面的综合安全合作。比较欧洲北海—东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大海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实践,可以从中提炼出适合南海地区构建海洋环境合作的要素和模式,为中国与东盟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约束力问题上的磋商拓宽思路,并且为构建机制化的长效区域海洋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务实主义的被动外交——欧盟南海政策的演进及未来走向

随着南海局势不断升温,欧盟于2012年正式将南海问题纳为《欧盟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南》中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从欧盟南海政策演变过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三大框架、逐步调整与完善以及稳中有变三个阶段,体现出政策的务实主义特征。尽管欧盟南海政策不断走向成熟,但成员国之间强烈的矛盾性以及外部压力迫使下的被动性是制约其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瓶颈。欧盟介入南海问题既有实现全球海洋战略转型的考量,也有对航道运输安全和经贸利益受损的担忧,近年来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警惕更是加速了欧盟南海政策的成型。在未来走向上,欧盟将在大方向上继续跟随美国,而具体方针则更具有欧盟特色;与此同时,欧盟南海统一阵线面临较大的内部压力,整体影响力将大为下降。事实上,欧盟核心成员国才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长远来看,南海问题将成为欧盟提升东亚安全事务影响力的备选牌,也有可能成为施压中国的"不定时炸弹"。     

日本强化东盟国家海上安保能力的政策及影响分析

利用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发难,是日本牵制中国、呼应美国的重要政策手段。基于这一地缘政治考虑,日本主要从海域态势感知、海上执法与海上防卫等三个方面为东盟强化海上安保能力提供支持。为了评估这一政策的具体落实及其对南海局势的实际影响,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对日本支持东盟强化海上安保能力进行了系统评估,并以南海争端中两个主要争议方越南、菲律宾为重点,分析了日本政策的演进及其特点。总体上看,日本的支持提高了相关东盟国家海上安保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增强了相关东盟国家对抗中国的信心,增加了南海冲突发生的机率,从而成为恶化南海局势的重要外部诱因。与此同时,日本政策及其影响受到东盟大国平衡立场以及不同成员国认知的限制。展望未来,日本在美国的鼓励与要求下还会进一步强化其对东南亚局势的介入,部分东盟国家特别是菲律宾与日本的互动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缘起及其运作——兼论中国的立场与作为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是东盟为进一步深化同对话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讨论与合作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这一会议机制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第二,要求大国的政治承诺和对规范的认同;第三,追求务实的安全合作。东盟通过运用议题设置、制度建设、决策程序等诸多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方式协调大国行为。由于东盟缺乏必要的物质实力,大国对于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漠视使这一会议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东盟在建构规范约束其他大国行为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被建构的规范所约束。这为中国通过影响规范创设进而影响东盟决策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影响这一会议机制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在新时代调适中美关系的抓手,推进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务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从特朗普到拜登: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及其影响CSSCI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其执政团队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事风格与手段正日渐清晰。在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基础上,拜登治下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出现了诸多全新的形态,完全超越了传统概念中的介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出现了“泛国际化”的趋势。此举意在精准且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海上围堵和挤压,并争夺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这些“泛国际化”的新形态,包括在南海不断升级与域内国家共同进行的军演、胁迫更多的盟友前来南海搅局以及精准施策拉拢域内国家等。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对东盟特别是对部分南海声索国,正在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南海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料。     

简析尼克松的南海政策——以西沙海战为例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实行中立政策。在西沙海战前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沙群岛非常关注,而美国坚持中立立场,绝不卷入其中。美国不予南越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出兵西沙也不予任何谴责,更不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列入美国对其盟友的防卫范围。因此,尼克松所实行的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中立政策。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变动中的平衡: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历经了三次变迁。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东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东盟创始成员国开启了退出冷战的历史进程,使东盟得以顺利度过脆弱的襁褓期。1978年,越柬冲突爆发,东盟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摆脱了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也暴露出硬实力不足的缺陷。1991年冷战终结,亚太安全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剧变,处于地区安全结构平衡点上的东盟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创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亚太安全合作进程的"驾驶员",其地位与影响走向巅峰。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模型来看,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源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与东盟战略选择的互构。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亚太安全体系的结构变革逐渐深入,东盟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盟各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深刻理解东盟与亚太安全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对于东盟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东盟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及其对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启示

东盟国家在解决南海以外的海域争端时,基本上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对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通过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武力对抗加政治谈判。从实践来看,不同方式取得了不同的效果。近年来,东盟部分成员国采用不同方式不断侵占中国的南海海域,使南海问题呈现越来越复杂的态势。中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面临来自东盟国家的巨大挑战,如何解决南海海域争端已成为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东盟国家解决海域争端的方式,对于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2003年东南亚大事记

一月: 2003年1月1日,经过10年准备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东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同 日,东盟成员国间自由贸易区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2003年1月6日,新加坡人王景荣(Ong Keng Yong)担任东盟秘书长,在任职庆祝会上他指出东盟10 国在区内贸易与投资以及内部的经济整合上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从规避到合作:老挝和东盟关系的演进

在老挝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践和加入东盟的进程中,老挝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了从规避到合作的发展历程.十年来,老挝认真履行成员国的职责和义务,主动融入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而东盟也力促老挝参与区域合作,加强与其他成员国间的合作,缩小发展差距.在与东盟的磨合中,老挝对参与区域合作的认识更为全面,态度也更为理性.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分析

受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区域内安全依赖减少、东南亚安全格局复杂化、中美竞争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进行了如下调整：积极修订《国防法》,提出“海上全民国防阵势”新概念,完善青少年国防安全、边疆教育基础教材,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国防预算优先投资边境地区与海岛,在“全面”与“全民”国防中实现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同步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与合作,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安全合作首选,大力监管和抵御网络安全问题,提高非传统安全防御能力;针对南海问题,采取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应对策略,一如既往践行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的整体趋势;积极推行军工合作新模式,借军队现代化、军备科学化发展契机促进军工产业先进化、合理化发展;战略上,将外交与防务紧密结合,建立全方位、多元化防务合作体系。越南国防政策灵活周密的调整,充分体现出小国战略的柔韧性及主动性,有效推动越南国防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东盟成员国提高国防安全防御能力、区域治理能力起到促进作用。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论东南亚地区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南亚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中,中美日三个大国与东盟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既是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它们的共同利益。东盟是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中美日三个大国能否在该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的影响和如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