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下)——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

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纪要之三:逆境中的保共产主义政党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政治书记文齐斯拉夫.科尔帕切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组织书记纳科.斯特法诺夫(索非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原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伊万.斯塔内夫的三次座谈问:苏东剧变后保加利亚共产党是否还存在?文齐斯拉夫.科尔帕切夫答:存在。反革命事件(指苏东剧变)发生后,保加利亚开始进入了一个由社会主义向野蛮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19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其性质及奋斗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1997年社…     

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上)

2007年5月22—25日,笔者借在索非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就苏东剧变以来保加利亚的政治经济情况与保加利亚的有关学者进行了座谈。现将几次座谈的纪要介绍如下,供研究保加利亚以及东欧问题的学者参考。纪要之一:危机中的保加利亚社会党及保的政党格局与保加利亚前副外长、原     

东欧剧变30年:重塑与蹉跎

2019年是东欧剧变30年,关于1989年导致"天鹅绒革命"的关键因素再度被重解。回顾过去30年,东欧各国转型仍在途中,新旧挑战交织而生。中东欧国家在融入欧洲问题上存在共识,但预期与结果相距尚远,出现了"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和"二等公民"之感。当前,"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经济发展未达预期、标志国家稳定的人口状况出现剧烈变动等是中东欧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当代中东欧政治社会状况的突出特点。     

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

政治信仰在苏联经历了确立、巩固和扭曲、信仰危机的产生与发展到全面崩溃的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反思,可以揭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为苏联剧变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苏共党的领导人及党政精英的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因素。苏联剧变是政治信仰发生根本变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普通群众政治信仰变化的基础上所导致的。     

苏东剧变与古巴改革

苏东剧变前,古巴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政治经济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东国家的改革步入歧途,古共及时与其划清界限.苏东剧变后,古巴失去了苏东国家的经济支持,陷入空前困境,古共随即宣布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调整了内外政策,稳定了局势.当时的改革政策大都是应急性的,并未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致使古巴经济日益困难,陷入模式危机.2006年7月劳尔主政后,提出“更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张.2011年4月,古共“六大”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把解决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古巴的这次改革目标准确,取得了党内外多数人的支持,但问题和困难也不少.     

西藏:梦想与现实

法刊《外交世界》2008年5月号发表了斯洛文尼亚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论西藏问题的文章,齐泽克批评西方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投射了它们的精神梦想,也投射了它们对中国经济的恐慌,认为西方幻想出来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在西藏实际发生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看待西藏问题。文章主要     

保加利亚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

历史上,保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的关系充满恩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保加利亚向多党政体的转型过程中,保加利亚不仅维持了国家统一,还与土耳其人达成和解,并未发生严重民族冲突。土耳其人建立了民族政党,甚至一度与保加利亚人联合执政。民族结构、转型期间的国家控制力、民族政党以及跨界民族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加利亚新举措:孩子犯罪家长亦受罚

保加利亚副总理普拉门·帕纳伊奥托夫11月18日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城参加反对青年人犯罪行为的研讨会上称,2004年保加利亚可能会就未成年人犯罪实施一项新的法令,即如果未成年人犯罪其父母也要接受相应的罚款。该法令将在2004年初进行投票,并将在对“反幼年及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法”做出相应修改后实施。按照预计,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父母罚款金额将在50至200列弗之间(约合200至800人民币)。帕纳伊奥托说,近10年来,保加利亚的青少年犯罪率已经降低了10%,希望通过这项法令的实施能够取得更明显效果。保加利亚新举措:孩子犯罪家长亦受罚…     

美国隐蔽宣传行动与苏东剧变

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冷战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确立了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隐蔽宣传行动的政策,并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了包括隐蔽的无线电广播、图书项目、释放气球、制造假消息、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公共外交等大量隐蔽宣传行动。这些行动与其他公开宣传互相配合,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苏联集团受众的思想信念,激发了他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滴水穿石和煽风点火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

导致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起作用的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到戈尔巴乔夫进行根本性改革时作用突显出来,最终发展成为政治冲突.主观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改革失败是加速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直接原因,但剧变的根本原因则是斯大林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这种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     

苏东剧变后的古巴共产党

苏东剧变后,古巴曾一度受到很大的冲击.一是从1989年起古巴经济进入和平年代"最困难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二是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产生了思想混乱,对古巴过去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古巴的未来失去信心.三是古巴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发言人乘机加紧活动,反对现政权.四是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封锁与和平演变的力度,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在古巴社会中制造裂隙,妄图分裂古共,使古共与社会、与人民脱离,与武装力量脱离.     

剧变后的东欧形势

一年多以来,东欧六国经过烈变,原来的共产党或工人党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同时兴起了更改国名,改变国徽的浪潮,纷纷宣步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时间令人眼花瞭乱。那么,这些国家剧变后的形式发展如何?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的问题。目前,剧变后的东欧形式十分复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恶势力抬头,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民心浮动。恶势力抬头的社会动荡表现出几种不容忽视的态势:     

关于波兰剧变的回忆

我是1987年7月到波兰赴任的,那时局势比较稳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地位看起来也还巩固。然而两年多以后,竟然完全换了一番天地。     

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     

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

特朗普秉持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退出多边国际机制,视国际经济竞争为零和博弈,推行一系列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特朗普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使美国沦为自由贸易的牺牲品,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印度的大国外交:现实与梦想

印度的大国外交在2005年相当活跃,尽管其当家人、印度国大党资深外交家纳塔瓦·辛格在岁尾临近之际因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腐败案的调查中不幸落马,被曼·辛格总理从外长宝座上撤下。印度舆论认为,以纳·辛格外长的声望而言,无论这次腐败案的最终调查结果是否真正涉及其本人,它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外长复出的可能性,按印度的政治道德要求,是微乎其微的。这位外长为印度的大国外交做了很多实事,其中     

史玉柱:舆论的风险最让他痛苦

巨人集团遗留问题能否有转机?吏玉柱计划中的“还国内老百姓的钱”能否最终实现?史玉柱的未来能否因此很快明晰?舆论会不会再次成为史的割喉之剑?林林总总,史玉柱现在面临的挑战不下当年。事情有时就是这样的富有戏剧性!3年之后,“复活”有望的史玉柱又站在了一个当年没有逾越的坎前。与以往相同的还有,史本人表现得很无力。在经营上,史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才能。但,现实总是不单纯是经营的问题。     

陆海统筹:历史教训与现实难题

由于职能所限,国家海洋局的发展战略研究目前仅局限于近海、近岸,远一点就到了发改委等其它部委的管辖范围。而且,沿海各省市只管到领海,之外由农业部的渔政,国家海洋局的海监来管,交通部海事局、海关总署和公安部也各有海上执法权。这样的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各自专业特长,但却缺少一个良好的统筹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