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问题属性相似,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在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问题情况相似但处置结果和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越南与印度强化战略合作的意图及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越南与印度关系持续升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领域逐渐扩大。虽然越南与印度加强全方位合作是两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现实需求,然而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并发生过战争,相互借力、制衡中国成为其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目的。尽管越印加强合作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势必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冲击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日印强化安全合作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日印关系日益紧密,双边安全合作不断升温。传统的地缘政治考虑、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亚洲地区安全结构变化的应对、成为日本强化与印度安全合作的动因,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成为最主要的推动者。日印强化安全合作将恶化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加大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难度,诱发亚洲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同时也将助推日本海洋战略转型与正常国家的建设。未来日印安全合作将在战略协调、地区秩序构建等领域全面深化,这种合作趋势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值得警惕,但也要客观看待,印度的不结盟外交传统和大国志向使其未必会完全配合日本的战略安排。     

摩、阿领土争端历史探源——以法国影响为视角

1963年10月,北非新独立的两个国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围绕边界和领土问题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导致摩、阿领土争端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但其历史根源则在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对摩、阿边界的模糊划分。从1845年《拉拉——马尔尼亚条约》到1901、1902年划界协定,再到1912的"瓦尔涅线",摩、阿边界几经划分,但却只确定了从地中海南岸到特尼埃萨西的一小段,其余部分或含混不清,或根本未定,从而为摩、阿爆发边界战争埋下了祸根。此外,导致摩、阿领土争端的资源争夺问题也与这一历史根源密切相关。     

漫漫谈

<正>1.“美”之手段在3月21日的我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回应媒体提问时称,藏南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中印的边境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与美方无关。众所周知,美方一贯不择手段的挑动利用他国的争端,以服务其地缘政治私利。     

冷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从“伙伴”到“邻国”

总体上,冷战结束以来,日韩关系经历了从“友好”与“合作”到“对立”与“冲突”的演变,政治上由“紧密”到“疏远”,经济上由“合作”到“制裁”,文化上由“吸引”到“排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定位也从“伙伴”转变为“邻国”。日韩关系的转变受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相关国家因素以及领导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因素是影响日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涉及独岛(竹岛)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二战劳工判决问题等。经济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9年7月以来的日韩贸易争端以及近年来两国在出口贸易领域的竞争激化。美国、中国及朝鲜等相关国家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两国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等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日韩关系的恶化对日韩两国以及美国、中国和朝鲜等相关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领土争端的影响

为了应对中国实力增长、亚太地区重要性增加等挑战,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以增加和改进其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和存在。而涉及中国的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对地区稳定与安全有重要影响,既是"再平衡"战略提出的背景,也是该战略需要加以应对的挑战,且其中一些争端国与美国存在同盟关系。因此,"再平衡"战略必将对这些领土争端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影响和介入的增加,将使中国面临更多的外交压力和牵制,减少中国在博弈中的优势,且可能会鼓励其他争端国采取冒险性的机会主义做法,并使争端复杂化、甚至激化。而且,美国日益增多的军事存在,也增加了中美发生直接摩擦或冲突的风险。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关注和介入也可能会有助于增加对争端和相关国家行为的管控。     

“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研究——以《纽约时报》(1980～2010年)为例

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一个国家开展外交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战略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中日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均举足轻重,但是双边领土争端问题却成为横亘在两国政府和民间的重要障碍。无论是中国的对日政策还是日本的对华政策,都离不开美国因素的干扰,而媒体舆论又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因素,因此,本文搜集了1980～2010年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关于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98篇新闻报道,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和分析,力图再现时代条件制约下美国大众传播媒体有关中日双边关系的评论。     

中菲南海仲裁案之管辖权裁决的几点思考

一、中菲南海仲裁案的核心为领土主权争端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不适用于领土主权争端。对于这一点,菲律宾和仲裁庭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仲裁庭在管辖权阶段的裁决显然是为了实施管辖权而尽量排除领土主权争端。     

“陆地换海洋”:文莱与马来西亚解决领土争端研究

2009年,经过长期双边和平谈判,文莱和马来西亚最终妥协并实施了两国领土争端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根据此方案,两国就争议领土实现"陆地换海洋"的分割方式,即文莱放弃对林梦地区的主权声索,以换取马来西亚在海上声索方面的让步。尽管两国没有公开谈判细节和条约内容,但根据争议领土的相关历史和两国的具体行为可以看出,这一分割方案一方面受到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到当事国紧密的人文和地缘经济联系、利益交换的意愿和实现共同南海主张等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一争端的解决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了解东南亚国家如何解决其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新马岛屿争端之判决:依据与启示

2008年5月23日,国际法院对新马岛屿之争做出判决,将白礁岛判给了新加坡.国际法院的判词表明:有力的证据,即官方在争端事项上代表政府权力行使的言词及行为是新加坡赢得白礁岛主权的关键.因此,进行相关研究,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中国与他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解决提供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院对一些证据效力的判定也启示我们:在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时,国家间关系的利益权衡固然重要,但在权衡时,也要尽可能地考虑这种权衡将来在法庭上可能产生的证据因素和影响.     

钓鱼岛与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现状及前景

钓鱼岛与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现状及前景丛俊一、引言东亚地区的领土、资源争端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一个潜伏的不稳定因素。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存在不同意见。由于这些争端情况之复杂，牵涉国家之多，实属...     

从“群岛观”到“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印尼海洋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苏哈托时期诞生的“群岛观”和佐科维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都深刻影响着印尼海洋政策的构建路径和取向.这些印尼政治精英的海洋战略构想不仅植根于印尼历史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并且与地区秩序、区域大国和中等强国身份,以及国内政治背景等现实利益诉求息息相关.从“海洋的领土化”的“群岛观”到“领土的海洋化”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转变,不仅标志着印尼政治精英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构想路径的变化,而且也是近年来印尼在应对与周边国家海上冲突和争端时所采取的政策和举措的深层动因.     

“中国与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中国与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2 0 0 3年 9月 2 3日至 2 4日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南亚学界的 1 2 0多名学者与会 ,提交论文 50余篇。学者们围绕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南亚与云南的次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 1 )关于中印关系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 ,双方联合发表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印方在宣言中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对中印建立互信和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提出 ,为使中印关系很好地发展 ,在增加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的同时 ,加强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反…     

古代中印战争——另一种文明交流史

传统观点认为中印古代文明交流是和平的交往,但事实上中印两大文明板块间在古代也发生过战争。文忠攻罽宾是史书记载的中印文明板块间的第一场战争。汉代琉璃传入中国,罽宾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精美的琉璃器物通常是作为“贡品”敬献的,这和汉武帝时期罽宾被汉朝羁縻有着直接的关系。大月氏和汉朝之间也有过战争,大月氏对佛教传入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贵霜帝国的创建者,有“大夏说”和“大月氏说”两种说法,其中“大月氏说”更合理。大月氏建立了贵霜帝国,把中华文明的元素也融入了印度。唐朝的王玄策四使天竺、擒阿罗那顺,极大地促进了中印文明交流。王玄策能建功异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大唐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但也和他出色的意志品质以及杰出的外交、军事能力有关。吐蕃王朝鼎盛时期,赤松德赞曾征伐天竺,一度占领恒河北岸,推动了藏地佛教的兴盛。中印文明板块间的战争还包括蒙古西征时期对印度河流域的入侵。而唐代唐蕃双方关于勃律的争夺应该算作中华文明板块的内部冲突。古代中印战争,其往往起到了扫清两大文明板块交流的政治和地理障碍的作用,使得东西交通更加便利,官方及民间的往来更加通畅,从而大大促进了文明的交流。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