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聚焦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如何发挥规则优势的问题。陈琪等人从"规则治理"路径入手,以规则的"国内化"和"多边化"流动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规则优势,并根据规则流动的效应深化了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认识。该研究对于中国推动规则的多边化,争取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国家规范应当被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国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内治理的过程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国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中国与欧盟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双方认同的内外规范不同,也在于双方传播这些规范以影响世界上其他行为体的方式不同。中欧的规范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人权与主权等国内规范上。在国际规范上,如中国的多极化与欧盟的多边主义,双方的分歧要小得多。规范互动尽管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对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成的规则,分别讨论特朗普政府当前对这两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各种形式违反了主权规则、军控秩序及武力使用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中的"硬规则",同时,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信息情报流动规则等"软规则"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为,正对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损毁性影响。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

鉴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及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和"领导"作用,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及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和评述:首先,从总体上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研究;其次,关于欧盟与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六类分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视角:一是环境外交政策分析法;二是经济利益决定论;三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四是双层博弈分析法;五是制度主义分析法;六是观念建构视角。     

国际秩序与中美关系

<正>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秩序问题将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核心的问题。奥巴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称,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是互利的,在传统安全方面,双方也明确表示不对抗,不冲突,不打仗。两国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当今的中美关系与过去的美苏关系     

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传统研究中,学者往往基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视角,很少关注国家安全方面。为弥补这一不足,文章通过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和安全为一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与传统研究结论相比该逻辑有三大变化：一是保持美国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出,成为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首要目标;二是美国制度性权力的源泉,从过去的“国内市场准入+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转向“安全提供能力+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即用“国际安全提供能力”替代“国内市场准入”,作为吸引(甚至逼迫)规则合作伙伴的重要筹码;三是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基调,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托框架。受上述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将回到“有限全球化”,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体系被严重破坏,新规则领域或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

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贸易体系就是英美之间经济外交较量的结果。在美国经济外交的强大攻势下,大英帝国最终走向崩溃。当前美国和欧盟加快推动"大西方"战略,主导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积极参与此轮国际规则的制定,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秩序,这既是中国经济外交必须经受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重大机遇。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诉求变动与策略调整: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及前景

在当前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印度的现实诉求和参与策略都正经历着不断的变动和调整。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秩序的边缘地位向中心移动,还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印度在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利益诉求的实际内涵日益复杂。相应地,印度从在国际谈判中适当缓和强硬立场、在双边及多边关系中平衡合作与制衡的关系、塑造规则制定者的身份等三个层面着手,对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和路径进行了调整。但这些调整难以避免其困境与限度,如何协调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维护国内利益之间的冲突、平衡及整合在各不同领域和议题中的参与、弥合担当规则制定者的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鸿沟,是印度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论当前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新特征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两化”特征在80年代以来愈益鲜明。国际关系的“两化”现象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强化了经济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愈益残酷和激烈,主权国家不得不借助强制性公共权力深化对世界经济的干预以协调和控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力度的强化,深深地影响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有机互动,使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呈现出“强经济-强政治”的互动模式。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层面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又是如何体现的?以此为对象的研究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品的分析,提出在国际/世界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就是国际分工及其社会表现,即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生产关系就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种关系在政治上体现为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国际上层建筑就是以国际权力关系为后盾建立的国际政治与法律制度,全球/国际治理是其重要表现。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主流的哲学理论与政治理论,以及反映国际社会主导力量意志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存在抵制这一主流与反霸权的哲学、政治理论以及文学。文章还通过相关文本分析展现了国际意识形态是如何顺应各个时代的需要,反映不同时代各种世界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特征。     

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在规则外自行其是等。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造成国际体系中规则弱化的现象,对国际规则的长期有效性将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探讨的现象。     

国际资本规则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为例

按照单一会计标准形成的可比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然而,会计绝不仅仅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客观反映的"信息系统",它更是企业组织中确定绩效衡量标准的权力子系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同一资本市场上面对某一特定绩效标准展开竞争时,必然导致国家间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会计问题转化为国际政治问题。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规则,会计标准并非"中性",其背后隐藏着激烈的国家间冲突。欧共体所追求的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推动了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欧共体成员国间以及欧美之间针对国际会计标准主导权所展开的激烈角逐使得欧洲会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更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美欧数字服务税规则博弈探析

在《双支柱解决方案2021年》通过之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欧盟为应对成员国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曾提出征收欧洲统一的数字服务税,但遭到部分成员国的反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为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选择单边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主张在既有国际税收规则中推动数字服务税改革,并借助“301调查”向单边征收数字服务税的部分国家施压。围绕数字服务税规则,美欧展开博弈。尽管美欧在《双支柱解决方案2021年》中就数字服务税规则达成一致,但双方的分歧仍未完全消除。新国际税收改革方案中与数字服务税相关的规则还存在诸多缺陷,面临潜在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欧盟将继续寻求在新国际税改规则中体现数字经济特质;美国和欧盟将努力促成各国国内税法与新国际税改规则的衔接;双方将为构建符合自身数字服务税规则偏好的税收监督机制展开博弈。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研究

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现行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系统性特征之一。这些国家既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内部战略需求,也有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外部战略需求,均希望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俄罗斯与新兴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是促使俄罗斯强化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因。相较于G7,无论在国际贸易、金融改革还是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均愈发紧密。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存在身份和利益张力,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徘徊在G7国家与金砖之间。     

国家承诺的可信性:理论争议和一个新的视角

国际危机或国际合作中的承诺能够显示国家意图,并影响国际危机及合作的发展方向。主流研究支持"民主可信论",即民主国家的承诺更可信。但最新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均对这一主张提出了挑战。文章主要基于国际危机中的承诺,梳理并评述了国家承诺可信性研究的各学派观点,指出国家承诺可信性未来的研究方向应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从执政者对他们利益的权衡取舍出发。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案例考察,文章认为,国家承诺可信与否不在于国家的政权类型,而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其致胜联盟成员及其自身政治生存的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选择。     

文化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每种文化都有其或显或潜的人际交往规则。显规则强调的是理性和正式规则,潜规则强调的是情感、关系性和非正式规则。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一种交换规则。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谓外交行为,其实也是人类交换行为之一。人际交往行为所遵循的潜规则,也会很自然地影响到集团乃至国家间的交往。对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而言,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日本政府对待"河野谈话"出尔反尔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