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党现行党章中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若干思考

苏东剧变后,不少共产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则仍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对我党现行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有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例如党章中关于"四个服从"的规定,只体现了集中原则,而没有体现出民主原则.建议在修改党章时加上"三个监督"和"一个保护",全面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与苏共的瓦解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苏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特别是没有解决好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这是苏共瓦解的直接原因之一。苏共的经验教训表明 ,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解读

列宁给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管理。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民主制和集中制这两种管理制度的结合实行,对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进行有效管理的根本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属于间接民主制范畴,是党的民主制所包括的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党的民主制是大概念,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大概念中的小概念。     

“民主集中制”概念考

民主集中制并非由列宁最先提出,施韦泽也未提出民主集中制。据现有资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之前的一个月,也即1905年11月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并就民主集中制包括的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列宁对于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并至少在政党层面、国家政权层面和经济管理层面使用这一概念。     

国外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主要情况

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各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有不同看法和做法,其中一些新动向值得关注.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论断和观点,这一系列新观点构成了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逻辑。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是习近平重要讲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这一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系统总结,而且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试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党内权力关系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的概念首次使用是在1905年,并在次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把一个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作为吸收它加入国际的条件之一。此后,这一原则被写入了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章程之中,而它本身也进一步成为判断某个政党的性质的一项重要标准。1934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时,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精辟的概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此对应,其逻辑结构是由一条"主线"、一个"奋斗目标"、一个"核心"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构成的。我们可以从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提出并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贯彻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和加强民生建设这三个层面,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其包含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黄金法则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措施和路径有许多,但其中的黄金法则只有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简称"三者有机统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作为黄金法则的"三者有机统一",当然不只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只有将三者统一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才称得上把握了"三者有机统一"的真谛,从而也才称得上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黄金法则。     

中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对比

西方学者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客观依据、实现机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西方学者分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列宁主义革命意识或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关于"什么化",西方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语言结构、文化形式、民族精神、历史条件、社会实践相结合;关于"怎么化",西方学者考察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象上强调"四个分清",在客观依据上认同"三位一体",在实现机制研究中侧重"五大环节"。中西方学者相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有截然迥异之处。     

深刻认识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全国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成果,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每一个时代都必然会有杰出人物的观点,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智慧结晶,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结论,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规律,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根本保证。深刻认识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究竟能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兼论黄枬森先生所倡导和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争中,有学者在突出强调"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批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是斯大林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自然观。以实践为核心的人化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的基本观点,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的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以实践为核心的能动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认识的基本观点。这三者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和内容。离开了这些基本观点和内容,就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需要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竞争性民主

英国《全球伦理学杂志》2005年第1卷第2 期发表了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系教授史蒂芬· C．安格尔(Stephen C．Angle)题为《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吗?——中国的人权与政治参与》的文章。该文认为在当今中国,一种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不是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能够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在中国简单地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完全有可能导致一种极为不公正的结果。该文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很必要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从语义图解到模式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该文件对治理问题的论述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其中,对"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是支配和贯穿文件内容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文件从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对处理上述关系提出了系统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实现良善治理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题,对治理的探索、理解和经验总结永无止境,其政治实践也必然是开放的,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城市“黑车”治理困境的制度分析——兼评“钓鱼执法”

治理"黑车"的直接目的是维持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以保障民众的出行,但它绝非单纯的道路交通运输、城市形象、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民生、社会公平、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黑车"治理是一项涉及执政理念、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包括"黑车"治理在内的城市治理不仅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审视着城市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必须在此高度上提出制度建构的基本对策思路。     

治理现代化:地方层面的挑战与应对

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种政策设计,也是现实需要。地方性是治理的品质要求,治理以地方问题及其解决为基本导向。因而,从地方治理中可以看出当前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困境:如何摆正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常态化的"选择性治理",向上负责的干部考核机制以及合作网络破碎而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基于此,亟需从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和分权化等方面推动实践转向,提升地方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