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生成模式探微

西方法治的生成主要有赖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基础的同时同向务实;以法治生成所依凭的社会基础的来源不同,西方法治的生成模式分为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大类;当代中国在对法治生成模式进行选择时,应当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以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实体价值的问题.     

中国法治国家制度建构的路径探讨

对于我国法治国家制度的建构路径的探讨,我们试图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进行,同时抓住我国法治国家制度建构过程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依法治国制度的建构与吸取其他国家先进法治经验;二是法治国家制度建构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期能对中国法治国家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中国法治模式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治模式又称法治道路问题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组合的理论作为类比 ,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法治道路问题 ,说明法治的道路在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演进型之间如何结合的理论问题 ,也许能带来一个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困境的思路 ,因为毕竟法治道路问题的研究之路上还有诸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荆棘潜伏着 ,我们的路依然很漫长。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主张对传统治国模式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派，法家在汉以后渐趋消亡，但法家各派学说却融会在儒家思想中，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创设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大一统的秦王朝确立了治国方向。而秦以“法律的恐怖统治”而亡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教训。     

论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可能性贡献

民间法作为重要的法渊之一,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对法治建设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探讨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可能性贡献正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中国法治建设行为模式的选择

本文是在中国法学会首届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中获得提名,在第二届评选中荣获“青年法学家”称号的卓泽渊教授奉献给读者的近作。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既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也提出了一些挑战。之前因收取税费而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被打破,村民自治获得了制度性空间;但伴随着税费取消而来,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进行的乡村体制改革,对逆转农村社会灰色化和治安恶化趋势无所助益;而税费压力的消除,使得基层司法和基层政府的关系开始疏远,从而为基层司法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空间。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种“人治”的社会模式，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法”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本文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从三方面来谈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浅析法治的文化基础建构

任何社会的法治都具有时代特征,它必须与现有的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并随着这些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准确反映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基本趋势,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为自身的发展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社会建立法治,必须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分析中国法治建设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法治中国与法治的公信力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这个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在我已有的成果中，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如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依法治政的宪政价值、中国特色宪政体制的构建等；中国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当代中国特色先进法律文化创建的路径：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在具体的法治实践方面，主要有如何完善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法律制度，如何完善地方立法机制，     

论“公车改革”的法治模式

当前我国的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着公车私用、超编配备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改革公车制度,然而,改革的进行都是各地方政府自己制定改革方案、自己实施方案,而且多依靠政策来推行,缺乏刚性统一的全国性法律规制,使得改革未能持续有效地进行。笔者认为,公务用车的改革应选择法治模式,即树立先进的法治理念,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健全相关的配套机制,最终实现公车管理使用法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培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育,在构建法治之形的同时培育法治之神。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法治的精神内核,强调法律制度的人文价值,强调社会秩序的制度建构,强调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特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克服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夯实文化根基,突出本土特色,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两种要素配置模型与劳动力转移的两种模式

如何改变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状况,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两种不同要素配置模型。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近乎无限供给,因而,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西奥多·舒尔茨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人口质量低与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足,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人口质量和向农村输入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与这两种模型相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呈现两种不同的模式,即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这就存在着如何评价上述两种模型与两种模式的问题。     

论法治社会的非制度性生成机制——法治精神的塑造与培育

法治社会的成功构建,不仅取决于健全的法律体系,更依赖于法治精神对普通大众的广泛渗透。远观世界法治建设历程,可以发现,没有法治精神的滋润,良好的法律,设计精良的制度也会走样甚至形同虚设。近视我国法治建设现状,我国的法治建设最缺乏的也就是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为了更快地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我们就必须培育法治社会所必需的法治精神。     

中国式法治思维的共性和个性

建设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首先要树立中国式的法治思维。中国式的法治思维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治思维有共性,主要表现为法理思维、国际法治思维和人权法治思维。法理思维是基础,国际法治思维是关键,人权法治思维是目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尊重人权、约束公权、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法治思维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治思维相比,也有独特性,如政党领导型法治、民主集中制、注重对权力的纵向监督、注重秩序优先和注重实质正义。中国式法治思维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既要通过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公约寻找中国式法治思维的共性,也要善于根据国内外优秀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式法治思维的个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高校法治人才培养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是高校法治人才培养的理论依据,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高校法治人才培养不仅是新时代培养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然而,目前由于一部分高校教师法治人才培养理念滞后、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价值意蕴的实质理解不够透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效。通过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现状的检视,提出优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力度,以提升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培养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