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试论民国后期行政审判制度的法治内蕴

法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社会理想模式和状态,民国时期,这种追求法治的风潮进入了中国,后期的有识之士奉为至宝,大力提倡以法治国,依法行事,将中国建成法治国家,从而形成了浓浓的法治氛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行政审判制度吸纳了法治的精神内核,立法水平达到了较高境地。从而确保了当时行政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固化了民众对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法治行政模式及其实现途径

行政模式决定于政治模式,与民主政治模式相对应的是法治行政模式。法治行政有着多方面的理论诉求,诸如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契约文明、自然法理以及人本原理等方面。这种模式是未来中国建设法治政府、走向法治社会的理想制度选择,它以确立宪法秩序、健全行政法体系、完善司法审查、实行党政分开、强化行政监督为实现途径。     

论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一个西方法哲学的视角

梳理西方法哲学流派中自然法学派、规范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和后现代法学思潮有关"和谐"这一基础法观念的知识,可以提炼出理性和谐、规范和谐、利益和谐与二元和谐四大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中国法理学要回应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就必须在总结、借鉴西方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有关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我国民众尚法理念缺失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涉及立法、执法、体制、观念等诸多因素,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出发,困境在于传统文化模式中缺乏尚法理念,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出路在于必须确立尚法理念。尚法理念的确立,是法实施、法功能、法价值、法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     

中国法教义学的挑战与应对

发展法教义学是当代中国坚持法治权威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法治中国命题的技术支撑。然而,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想象严重破裂给法作为一种社会约定的信念共识带来了实施障碍。这种障碍进一步影响了法教义学特定功能在中国之有效发挥。只有对其本质原因有所认识并从法的约定属性出发,理性处理法教义学在建构过程中面临的规范、经验与价值的关系,中国法教义学才能妥善应对挑战,走出困境。     

民族主义的中国法治——以我国民法概念为切入点

我国目前的法治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强调人与人平等的同时,也强调了人与国家的不平等。这种平等观是近代以来盛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物。我国法治放弃传统的以私权限制公权的方式界定国家与个人之间界限的模式,而以公权确定私权的方式取而代之,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在与自由主义法治相比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法治称为民族主义的法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治将逐渐由目前的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依公法治国转变为依民法治国。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制约中国法治建设推进的主要原因。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需要转变传统的生存方式,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法治精神相一致的生存方式,以及在传统重德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法治精神。为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法哲学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建立法哲学。     

论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中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法治文化难以养成,以至于法治模式难以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困境长久地困扰着国人,阻扰中国法治发展的深化。理性的法治文化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内在核心动力,是推进我国普法宣传教育的内在需求。在寻求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越来越重视自身文化建设,寻求打破法治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困境,乃是今日之中国法治建设的不二主题。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法治过程中的乡村秩序与法

在农民以外出打工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的基础上 ,法治的有关建设难以进入乡村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乡村内部所承继下来的对于秩序与法的实践虽有些松动 ,但仍在延续之中。因此 ,要使乡村的秩序与法进入中国现代化的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要做的努力还相当地多。从乡村本身开始 ,使人们卷入一种市场化的生活 ,这种市场化的生活正是现代法治的背景 ,也许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努力。     

中西法文化比较视野下中国法治传统考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全面依法治国,法治自然成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法治一词源于西方,那么中国法治是否就是照搬西方模式?有人也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法治渊源,期望走一条中国化的法治道路,然而更多的人认为中国本无法治传统。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解决中国有无法治传统之争,然后才能在理论上澄清中国的依法治国究竟是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明白如何让中国的传统、西方的法治与中国现实的法治道路选择完美契合。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软法之治——访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认识软法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本刊专访了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记者:您长期致力于软法研究,是"软法之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您从事软法研究的动因是什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为什么要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法治化思考

中国高等院校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应切实加强长远的发展战略规划。紧密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现实状况，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必须在依法治校的法治理念下才能顺利推进，有了法治的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模式和高效率的办学理念才能逐步形成和确立，从而有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国家、社会与现代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然而 ,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协调统一 ,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 ,法治应当得到社会的回应。法治以社会、还是以国家为重心 ,选择何种法治模式 ,必须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当代中国来说 ,建立起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治模式是最必要的选择。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权威专家深入解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正罗豪才:法治中国要求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全方位的法治化。无论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还是法治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法的规范。而法规范体系中既包括硬法也包括软法,软法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法治社会建设当然离不开国家硬法,但更多的还是要依赖软法。软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对社会多元主体的充分尊重,强调平等协商、自律互律,推动社会自我治理、自我规制,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规范,正在发挥越来越独特、越来越大的作用。     

移植法背景下中国律师的作用

本文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移植法背景出发,首先从知识的类型学角度指出了国家法与地方性规则知识这两种知识之间的张力;其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律师在缓解这种张力上的沟通作用;最后基于对“律师”这种沟通作用性质的进一步追问,指出中国律师在整个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这种沟通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