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1954年,“自卫队法”明文规定:“不向海外派兵”。 1958年,黎巴嫩爆发战乱时,安理会通过了向该国派遣监督团的决议,派遣了100名军事监督人员。后来需要增添军事监督人员时,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日本政府派10名自卫队军官。对此,日本政府以国内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表示了拒绝。 1983年,中曾根内阁时期,《每日新闻》曾就日本自卫队是否应该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作过调查,被调查者中70％的人表示反对。 1988年1月,日本政府以特例名义,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约束,向美国转让了军事技术。 1987年至 1989年,日本的军事开支连续三年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的限额。     

韩国海外维和行动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伴随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形象的作用日益凸显。维和行动作为政府塑造国家形象的一种手段,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韩国通过多方合作、多领域展开的方式,形成了长效可持续的维和机制,在执行维和行动过程中以援建、人道主义救援和传播韩国文化等手段加强同当地居民的交流,打造韩国强大、友善、文明的国家形象,努力为韩国在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走向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     

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与外交相似度——基于联合国投票的量化分析

海外投资逐渐成为大国提升区域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形象的政策工具。在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国之际,本文利用中国海外投资追踪数据库和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海外投资对双边外交相似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伴随中国对各成员国投资额的增长,与相关国家的外交相似度显著提升,中国海外投资有助于成员国之间建立更和谐的政治关系。随后,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企和私企投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相比之下,国企投资对于双边外交相似度产生了更强的推动力;中国对各成员国所进行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更有助于降低双边外交政策的分歧,而资源型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扩展性分析进一步显示,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对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相似度之间的相关性发挥了调节作用。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更加良性的政经互动。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历程是同期中国整体外交的缩影,其立场演变经历了被动却积极参与、谨慎保守参与以及活跃开放参与三个发展阶段,且每个阶段气候谈判立场的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决定因素。气候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成熟的发展进程。     

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再思考——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北极事务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也日渐深入。根据参与环境的变化和参与范围的拓展,本文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蛰伏期、准备期、初步参与期和全面参与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国的北极政策实践都受到了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具体可从参与意愿、参与能力等内部因素和参与需求、参与渠道等外部因素进...     

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及行动

近年来,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不断升温,并积极行动参与北冰洋地区事务。日本对北冰洋的关注和参与,既有各国日益关注北冰洋问题的国际背景,也受到日本自身国策及海洋战略的驱动。日本对北冰洋战略价值的认识是多方面的,包括地缘政治与安全、资源与能源、航路与贸易、气候与环境、国际影响力等。日本主动提升北冰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强化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介入油气开发和航路开拓,策动"北冰洋外交"以增强国际影响力,从而融入北冰洋开发的利益分享和规则建构过程,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     

新加坡的北极事务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北极热"全球化浪潮中,"精英小国"新加坡虽远离北极,但近年来积极争取参与北极事务,已逐渐成长为北极治理中的后起之秀。在新加坡政府积极推动下,双边和多边渠道被灵活应用于新加坡的北极事务参与,其国内各界也实现了北极事务参与上的联合协同,使新加坡自身优势与北极治理需求得到有效对接,堪称"海洋新加坡"的重要开拓。这反映出北极的新加坡影响与新加坡的北极贡献两种视角下新加坡的北极国家利益观,涉及环境安全、可持续发展、政治影响与经验技术推广等方面。新加坡北极事务参与中的利益明确、言行相顾、国内协同和以人为本等成功经验,为同样作为域外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北极事务的参与提供了诸多启示。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的参与

经济走廊建设是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将次区域交通走廊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把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2008年6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正式成立,标志着GMS交通走廊将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成熟的经济走廊。本文认为,经济走廊建设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并将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全球性安全机制的演变及前景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作为全球性安全机制的出现及其实践,是国际社会为适应新的安全需要而进行的非常积极而有效的努力。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更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无形约束。现实需要联合国以更为宽泛的安全理念为基础构建全球共识,有效发挥全球性安全机制的作用。要有效应对21世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更离不开联合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呼唤着联合国的改革。     

当代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类型及成因

“民族问题”一词虽然广为使用,但是迄今为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古今中外学者并未对其作一个全面而权威的界定。本文所论及的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民族问题,由于其错综复杂,非一短文所能蔽之,故拟从东南亚问题的类型及成因作些粗浅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并得专家指点。     

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欧盟国家1990年至2018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欧盟总体、成员国以及欧盟典型贸易国的行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欧盟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参与度得到提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对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值最大。此外,制造业是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决定因素。     

试析新教参与韩国政治的过程及特点

宗教对韩国政治有着重要作用。解放之后,新教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在政治和组织化方面相对完备,美国及韩国的反共主义与对宗教的刻意扶植模糊了宗教与政治的分野。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一定的疏远,宗教内部也出现了对立与竞争,宗教界的政治参与在各种宗教内部保守与进步势力的相互牵制下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民主化时代,韩国宗教界政治参与的最大特征表现为保守阵营的大反攻,宗教界出现大范围的保守化。这种保守化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政治势力化,各派之间组成相应的政治组织或政党,以更大限度地集中政治力量。     

欧盟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路径及趋势

欧盟是南极海洋环境治理机制参与主体之一。《南极条约》体系因其具有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以海洋环境治理为核心的南极地缘政治的兴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相关海洋保护区提案均可视为南极地缘政治的产物。欧盟依据相关条约参与区域海洋环境治理,也受到其行为体特征和力量性质的限制,并承受来自不同条约体系的结构性张力。2018年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争议,推动欧盟进一步协调内部立场,但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围绕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仍存在博弈的空间。统一欧盟内部立场,不断拉近不同海洋治理机制之间的差距,通过国际合作把握各方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通约性,将是欧盟深度介入南极地缘政治格局、维护其利益诉求的主流路径。     

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制度建设及运行评估

欧盟对外行动署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建立的一个全新专职外交机构。里约对高级代表的职责与地位所做出的相关规定,明示或默示地确立了对外行动署组建的一些基本原则。对外行动署由中央总部和驻外使团组成的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权国家的专职外交部门类似。本文分析了对外行动署与欧盟各有关机构和成员国的相互关系。结合对外行动署组建近两年来的外交实践,本文认为,对外行动署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欧盟外交的延续性、一致性和有效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变革并不是革命性的,其成效的发挥有待观察。对外行动署的组建对中欧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需关注多方面的制约因素。     

参与、接受与建构——以1997—2005年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规范建构为例

在1997年到2005年的8年中,中国全面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在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外交活动中,不断提出积极有效的建设性提案,推动了地区规范和秩序的建构,为论坛的发展和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全面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建构进程,是对东盟方式接受的基础上自身负责任大国身份确立的结果.     

从中国民间对外经济交往看参与NGO活动的意义--以我国参与国际商会国际惯例委员会的活动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各类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国际事务的情况日益凸现,它们广泛地参与国际活动,其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学界意识到了这一点且正在逐步对其展开研究,但与其发展速度相比,我们对NGO的活动特点、规则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还明显滞后.因此,本文从民间对外经济活动的意义、我国参与国际商会及其下设的国际惯例委员会活动的收获为依据,提出积极全面参与NGO活动的有关建议,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