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辨:源流·语义·教训

“左”与右这一对范畴是从政治思想领域“左”的与右的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路线中抽取或抽象出来的 ,将其置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样三个不同的时间坐标之中 ,可以看到其含义也呈现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变化过程。尤其是以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为界 ,这一对范畴在逻辑依归上前后有着显著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此提供了分析的经典范例。“左”右之辨的学术理论方面在于分析这一对范畴之含义的具体的历史的发展 ;其实践的或实用的方面在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 ,将这一对范畴严格限定在政治领域 ,以免其进入社会生活领域 ,酿成“词的暴政”     

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王银胜《邓选（三卷）》关于“左”与右的问题，有许多论述。其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怎样全面、正确地去理解这些论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     

一种全球化道路的主张——吉登斯的“超越论”

吉登斯作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曾经作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重要作《超越左与右》一书中，提出了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这个理论是他全球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的干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就是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一、右可以葬进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认为，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因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所以，我们既要反对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又要批判从右的方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现在“左”的东西，主…     

张国焘：一个“‘左＇得发狂”的人物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成分，其实早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苏区就已有过，但知之者不多。要想真正了解“文革”，就不能不寻找一下它的历史根源。 这里只谈一个人物，看看他在苏区是怎样搞血统论、唯成分论的，怎样仇视和杀戮知识分子的，怎样冤杀了大批红军将士的。张闻天曾评论此人“‘左’得发狂，右得可耻”——此人就是张国焘。     

正确理解排除“左”右两种干扰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时，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各种干扰，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是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提出的观点。1987年，他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一次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确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对于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痛定思痛话“左”右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要防止‘左’”.“左”和右一直是围绕着党的事业积极健康向前发展的两个方面.右的东西可以断送党的事业、“左”也同样可以断送党的事业.这是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用沉痛代价换来的一条深刻教训.“左”和右从社会属性上看,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一种对革命和建设中一些     

“官路”有险“常提醒”

“做官”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做到“官路”畅通、一帆风顺，“常提醒”才是上策。这就要求多给自己敲敲“小木鱼”、打打“预防针”、下下“毛毛雨”。只要多“留神”，就能少栽跟头、少走弯路。     

重谈“左”和右的问题

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见诸报刊与广播的有关防右反“左”问题的文章,可以说为数可观。笔者在浏览与思考中渐渐感觉到,对“左”和右问题的理解,虽不能说众说纷纭,但确有不尽相同之处。 作为一个语词的本义或引申义也好,还是一个概念的内涵或外延也好,都应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左”与右两词也是一样。那么对当前的防右反“左”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呢?     

第四讲防止“左”警惕右，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

第四讲防止“左”警惕右，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邓小平建党思想作了新的概括。把“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     

30年代初河北党内的不同声音——兼论李铁夫对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批判

30年代初，中共河北省委接连发动武装暴动。这些暴动的先后失败，促使河北党内一些同志对党的政策和策略进行反思，并就“党争取群众的口号”、“统一战线策略”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中共同盟军工作失败后，河北省委干部李铁夫又在党内“独树一帜”，大胆指出；同盟军工作失败根源于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并通过对党的同盟军工作整个过程的考察，深刻剖析和批判了这期间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     

“文化”幌子

我没有先见之明，没有。我一般“跟着感觉走”。但这“感觉”是“己见”，因源于事实。所以有时也灵。     

坚持“两点论”力戒走极端——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防右,反右防“左”,在正确开展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竞赛社会”中的“齿轮人”——资本统治权批判的哲学叙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部分将资本家比喻成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主动轮”,并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因此，资本家的私人消费也就成为对他资本积累的掠夺。这使得资本家必须履行其“主动轮”身份的义务，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不断轮转，并带动作为“从动轮”的劳动者。马克思“主动轮”的比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主体的“齿轮”本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机制下，资本实现了全方位的自由，而主体则被迫陷入自由陷阱，失去自由。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主体空场，即人的主体地位沦陷，全体人成为维持资本机器运转的齿轮。在此意义上，资本权力已然取代了全体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资本权力的控场。     

“听话”与“不听话”

“你的孩子真听话，今后一定有出息”，“那个人在单位很听话，一定会受重用”——这里所说的“听话”，就是顺从、服从，领导和他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听话”的人一般给大家的印象是没有“刺”，容易驯服和驾驭，是人们眼中的“良种马”，好脾气，这样的人，人生道路就比较顺利，在事业上也应该是康庄坦途。     

马克思“跨越”思想的“世界历史”维度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跨越”思想是马克思晚年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国家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马克思“跨越”思想提供了时代境遇。在“跨越”思想中，马克思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作为基础转换理论视角，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对东方社会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将“世界历史”的方法运用于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从“世界历史”高度把握“跨越”式发展的价值意义。“世界历史”维度是把握马克思“跨越”思想创新本质的重要逻辑线索。深入研究与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思想的“世界历史”维度具有重要当代启示，包括立足马克思关于时代性质判断来认清我们所处历史方位，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奉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充分利用全球化加快发展步伐。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在总结国际和国内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莫当官场四“客”

如今的官场当中，好干部不少，他们淡泊名利、求真务实，深受群众爱戴。但也有一些人，当官却不好好干事，依据其表现的不同，可以分为“跳客”、“秀客”、“谈客”和“看客”。“跳客”，是指一心想当高官，频频“跳槽”的人。这种人精于算计，善于钻营，占着位置却不专心干事，干一行混一行，密切关注着官场人事动向，苦苦搜寻升迁的捷径。往往新位子还没坐热乎，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