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官员只享有“有限”隐私权

张立伟在《人民论坛》发表文章指出，为防止官员们管不住自己，现代政治文明用法律的方式在官员们背后设置了一双双眼睛，紧盯着他们，监督着他们，让权力的享有者更加透明，让权力的运作过程更加透明。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官员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官员的隐私权与普通老百姓不同。是有限的。官员不能够以隐私权为由，拒绝公开自己的财产，不公示自己的年龄、学历、经历等情况；也不能借口隐私，     

问责常态化的路径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这个诞生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政治术语，业已成为政治生活和主流活语当中的一个强大符号，体现了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也体现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权力的价值期待。     

始终居安思危

近年来全国两会有一个可喜现象,就是不但两会前后,而且两会当中,代表、委员既谈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和困难。从审计长列出令人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到许多部门的负责官员义正词严地曝光工作中严重存在的负面现象,令人观感一新,精神一爽。     

问题官员复出应更加慎重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竹立家的文章——《问责官员复出应更加慎重》，文章认为，被问责官员再受任命，不仅关系到问责制本身的效果，而且关系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应当更加慎重。那种以“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来主张问责官员复出的理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成立。     

官员“空壳博客”空的是“心”

2009年10月13日东方网刊载倪洋军文章认为：官员开博不是新闻，前一段时间，官员们纷纷开博。当然，官员的不少民生博客开得有声有色，但也有一部分不尽如人意。网民们发现，有的是“空壳博客”，里面几乎没有东西，对百姓反映的问题也无回应；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困境：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政府官员的责任担当面临着困境。这种困境产生的内在机理包括：依照科学理性设计的责任机制运转失灵；工业生产模式的复杂体系致使个人无法负责；社会变迁中政治的失势导致政府官员的权责不对等。为了使政府官员走出责任担当的困境，必须突破理性官僚制的束缚，打破政治的失势，倡导和培育政府官员的责任伦理。     

依法规范财产申报制度

微博反腐，在2012年的网络世界中十分红火，被曝光的涉．腐人物包括“表哥”杨达才和袁占亭、“房叔”蔡彬、“房爷”周伟思等。这些人一经微博曝光，立即引发公众对其财产来源的强烈质疑，然而当公众要求公示这些官员的工资收入时，却几乎都被相关单位以“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由拒绝，这反映出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正规反腐渠道的不通畅。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依法规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公众监督。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必要与可能

腐败是制约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的顽疾，官员财产申报入法，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基本路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就当下中国，严格说来，仅有相关的党政文件而无真正意义的官员财产申报法。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必要性在于：官员财产申报入法，耦合了官员社会角色担当；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彰显了现代法治精神；官员财产申报入法，体现了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博弈；官员财产申报入法，顺应了世界治腐潮流。通过文本解读与案例实证，透析现行规定的缺失与立法阻滞的枢要，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主要理路在于：在宪法框架内渐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完善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逻辑结构；健全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配套措施。     

官员迷信究可哀

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官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官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而且这些官员中，大半家里设置佛堂．每天香火伺候。反之，只有47．6％的县处级官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的县处级官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存在。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机制与官员道德风险的防范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 ,官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 ,使得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官员道德风险 ,必须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创新 ,加大官员勤政廉政的预期收益 ,提高不勤政不廉政的预期损失 ,促使官员主动地把勤政廉政作为自己的最优选择。     

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官员问责制度化: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在推进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责任标准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程序非制度化、问责结果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将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法定化,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完善官员问责程序,完善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     

司徒雷登：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权贵

我到北京之后，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贪污了一大笔钱。     

明代风宪官举劾制度的发展与流弊

明代巡按、御使、巡抚、总督任内要向朝廷举荐优异官员并纠劝不称职官员，谓之“风宪官举劾”。该制度产生以后，负责举劾的官员陆续增加；举劾范围愈广，由文官而及武官；举劾周期趋于固定，成为明朝考核官员的重要制度，并且是铨选的基本依据。尽管体制日浙完备，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是举荐有限额，纠劾有指标；二是风宪官违例举荐部分官员，遂产生正荐、提荐、并荐、咨荐、揭荐等名目；三是风宪官举劾不实，官员行贿求荐。风宪官举劾制度的发展最终背离其设立的初衷，既不能充当“朝廷耳目”，又不能将真正有才干的官员选拔出来。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两手干部”考验公众腐败容忍底线

对两手干部的不排斥,反映出民众对一些官员的失望并导致期望值的降低。也反映出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还有着庸官、不干事官员的存在。     

倪星：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裸官”不任正职并非反腐关键

伴随着居高不下的移民潮，一些官员非法转移资产出境并外逃不归现象也愈演愈烈。     

加强官德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治国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员，代表着政府形象，其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效应，官位越高，效应越大。官德的任何缺失，往往都会通过权力的链条，产生放大效应，影响到整个官员群体的信誉，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