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步行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红卫兵开展“革命大串联”活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势。     

陈赓反左：顶住不办（下）

四、反教条主义运动时的怒火历史已经证明,1958年5月底开始的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一大错误运动,对我军造成巨大的创伤.陈赓一开始就抵制这场运动,军委扩大会议时他请病假不参加.     

“革命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     

敌对思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

敌对思维就是阶级斗争思维。作为一种预设性政治思维,敌对思维只适用于敌我斗争明朗的阶级斗争时代,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敌对思维指导下发动的"政治大革命",其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就是习惯性地运用了敌对思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运用敌对思维不仅容易将同志打成敌人,为投机者制造政治投机的机会,而且还会直接妨害法治思维的确立,干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透过敌对思维的严重危害,从中可以获得四点教训:其一,事实求是地分析政治形势,慎用革命战争中的敌人概念;其二,正确对待党内外的意见分歧,彻底放弃不合时宜的敌对思维;其三,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坚持用党纪和国法处理党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其四,有效防止政治投机行为,创造文明的政治生活。     

张治中在“文革”中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父亲每次都看电视。天安门广场上“伟大”、“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字写得特别大,非常显眼。父亲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说话。余湛邦一直陪伴在侧,他说,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一位农民的“特殊礼物”

9月27日,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的农民朱建华收到湖北省委负责人的亲笔回信,感谢他寄来的"礼物",鼓励他勤劳致富。     

“秘密录音”事件真相

杨尚昆的回忆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趁县“文革”杀人的处理经过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     

尉凤英拒绝“四人帮”拉拢

尉凤英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名字：上世纪60年代初，她作为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工人，能够受到毛主席13次接见，又被授予“毛主席的好工人”这种国内最高荣誉的称号，与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和一些有着这种特殊荣誉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有幸结识了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     

“383”勾勒改革“路线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召开,日前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日前,中共河西区委召开了基层党委(党组)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座谈会。现将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如下。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机遇的形成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不可模仿的特殊性,这种不可模仿的特殊性是由其所面临的特殊机遇造成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偶然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客观结果,乃是其至关重要的方面。本文从“文化大革命”的客观结果与改革开放历史机遇之间的关联性入手,共分7个方面剖析和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机遇的形成过程及其机制,目的之一是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提示一个较有启发性的角度,目的之二是想提示学术界对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应作更为全面的分析,以期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现代化的道路,更加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甘冒生命危险在“文革”中独立思考

（接上期）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星期目）今天,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作文《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这不是平常的一篇作文,虽然信不给毛主席寄去,但我的心啊,像大海的波浪久久不能平息。敬爱的毛主席,我决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我一定要在这场激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您的著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您,保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努力锻炼和提高自己 。     

“官路”有险“常提醒”

“做官”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做到“官路”畅通、一帆风顺，“常提醒”才是上策。这就要求多给自己敲敲“小木鱼”、打打“预防针”、下下“毛毛雨”。只要多“留神”，就能少栽跟头、少走弯路。     

“和谐社会”的本质新探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在详细分析了当前和谐社会本质的几种学说后,认为不应该把和谐社会的现象当成和谐社会的本质,而应该把和谐社会界定为法治社会,并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一命题,指明了这一界定为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着力点,为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的资源,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将起到重要作用。     

胡耀邦与“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错误？不仅关系到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之后的道路将如何走。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寒柏．     

年轻干部成长的“知”、“情”、“意”、“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年轻干部作为干部群体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

与李达结为连理 王会悟,1898年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他在镇上办的私塾,茅盾曾在那里读过书。王会晤6岁起随父就读,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从小养成了善良勤劳又刚强坚毅的性格。12岁时,她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     

“三反”运动中的“武汉经验”

"三反"运动存在两个样本,即以反贪污为主要特色的"北京经验"和以反官僚主义为主要特色的"武汉经验"。"武汉经验"的典型注释就是当时曾轰动全国的"纪凯夫事件"。从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纠正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压制民主、拒绝批评的官僚主义作风出发,此案的处理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也因此存在着过宽、过重之处。"武汉经验"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对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大力支持,对压制民主、拒绝批评、脱离群众的政治危险,表现出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开展了雷厉风行的打击。但官僚主义现象却不是短期所能完全克服的,"武汉经验"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则和基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