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委员会”诞生记

2008年6月28日，民政部确认，杭州市上城区1949年10月产生的“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是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由此，在中国居民自治的里程表上又有了一个清晰的新“节点”，也为社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坚标，     

加强依法治理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

居民自治，就是广大社区居民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自觉参与各项自治活动，推动社区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最终实现社区的事务社区办。居民自治的目的，是使居民群众的社区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根本利益得到有效的实现和维护。     

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居委会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不能将居民自治归结为就是居委会的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也不是地方性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也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概念。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会议选举的委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位为议事层或执行层。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居委会建设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拓展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对象;吸引新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生活;全面落实新老居民的民主权利;规范社区民主议事和决策程序。     

“城中村”居民职业分流状况分析——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村庄被圈入城市范围,成为城中村。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其居民由于失去土地,从业身份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人融入了城市体系,职业分流就是最典型的体现。就太原市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中村居民进入了二、三产业,其职业大体分为普通农业劳动者、工人、服务人员、知识分子、社区或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兼业劳动者和无业者八种类型。在城中村居民的职业分流中,面临着整体收入偏低、难以实现身份转换、职业不稳定、分流不充分等问题。为此,要加强对居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指导,努力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居民充分就业,转变居民观念,摒弃先赋性条件。     

亦说“时尚文化”

“泡沫文学”狂欢 倘若把鲁迅拽来大街上随便哪家书店瞄上一眼,他定要厥倒的——满架子的网络、金融、爱情:被大腕女人们冷落的衰男人有一肚子委屈,要写书;一夜成名、大红大紫的明星怕红颜易老而借此东风之便,要写书;把上网聊天视作第二生命的网虫们直怨比     

说官员“交友”

我国有句俗话：“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解放前，这几乎是社会常态，大多数人见怪不怪。因为生活中确是如此，有钱有权有势者，“朋友”多，“亲戚”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拐弯抹角地套上关系，认个什么亲。而贫穷人家，寒酸穷苦，躲之不及，哪里还有人来认亲？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产生与发展

协商民主的发展促成了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诞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之前的双周座谈会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折射出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在未来的征程中,双周协商座谈会应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专题协商,搞好"上层"与"下层"的互动,大力加强协商文化建设,突破全国政协,在更大的范围付诸实践,善于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的有益成果。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武汉市等地民政局、档案馆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 ,详细考察了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初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居民自治组织产生的动因及其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的挑战及优化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一肩挑”制度的出现受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村支两委关系随国家对农村工作定位不同而变化。根据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定位,村支两委关系经历了以村民自治、上传下达、服务村民、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四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下,从聚焦提升治理能力角度而言,“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着人才资源短缺、能力嵌入困难、权力监督难等挑战。为了更好地将党建统领优势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优势,全面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基层应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人才监管保障机制,解决“谁来挑”“如何挑得稳”“如何挑得好”问题。     

湖北监利让农村党组织“活起来”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湖北省监利县加强了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选派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推动农村软弱涣散党组织“活起来”。监利县还为基层组织“减负”,撤销部分镇村中间机构,清退了—批超配村组干部。基层干部岗位在村,服务“零距离”,促进农村发展,当好指导员;规范村级管理,推进基层民主,当好监管员;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当好协调员。     

农村党建问题研究——从农村“两委”的视角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合称两委,在农村村级事务管理中有各自不同的职责、地位和作用,他们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着农村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然而也有少数农村两委关系不正常,特别是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后,部分农村两委关系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缘何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出现后应如何改进?在此文中都有所论述。     

说“进步”

有一个机关干部，在4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被提拔为正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是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因此，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其他很多同学都向他表示祝贺，说他是全班“进步”最快的一个，将来一定会大有前途。吃饭的时候，在大家的恭让之下，这个同学也理所当然地坐在了最上席的位子。而同样是公务员，至今却连“副科”都没有达到的同学，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区”

“绿色社区”的提出是基于“绿文化”而引发的“绿色运动” ,其实质是把环境管理引入社区管理 ,它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微观模式。本文在分析“绿色社区”建设基础网络、“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立“绿色社区”和居民参与社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运行机制。     

以“五化”周末社区大讲堂宣传践行“北京精神”

5月3日下午,香山街道多功能厅传来阵阵热烈掌声,80多名社区居民和街道干部一起聆听了北京文化史研究所包世轩老师主讲的西山文化讲座。     

我国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层自治组织不断健全．居民群众参与管理、反映诉求的渠道逐步拓宽。在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有居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成员45．4万人。全国绝大多数居委会都设立了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下属委员会。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社会组织,在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服务居民群众、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市,     

传统义利观再审视——“利用”说的时代意义

本文的一个理论认知前提在于指认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其义利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处于转型之中的现代工业市场化社会。在这样的认知前提基础上,对身处于传统文化网络之内的义利观念(仁义观念)重新进行审视,并提出“利用”说,进而阐明了其现代意义。     

小学数学课堂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培养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以教师授课,学生听讲的接受学习方式为主,发现学习方式少有渗透。数学课堂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转变传统教育方式,实施开放式、民主化教学,是提高小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关于优化村“两委”关系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重构了农村基础社会，这势必引起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根据广大已获得经济自由的农民的要求，国家掌握的社会公共权力开始回归农村社会，由农民选举产生了自己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且由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由此便导致了村庄正式权力的二元性。     

“枫桥经验”与新时代治安纠纷调解创新研究

新时代社会大发展与矛盾纠纷的多元复杂化相映相生,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安纠纷调解水平,对切实消除矛盾根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结合区域实际,正确认识现代纠纷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有效运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多元社会治安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要完善治安调解制度体系,合理调节法理情三者的关系,将法律的规范要求、个体的客观需求以及社会的现有情理有机结合运用到治安调解实践中,适时调整调解策略,灵活运用调解技巧,获取最佳纠纷化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