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关注在京上访者

曾经上书朱总理、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农民上访的增多,是对‘依法治国’的一个讽刺。”中国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套用毛泽东论长征的话给出了自己的“上访论”:“上访是宣传队,农民在上访途中获悉对他们有用     

目本“开拓团”不应被纪念

日本的满洲开拓团，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日本关东军组织实施的武装殖民团体。开始几批都是武装团，后来虽然号称从复员军人为主的“武装团”转为农民为主的“农业团”，但开拓团始终都是军事化的编制，一直拥有武装、他们在殖民过程中，不仅掠夺了中国人的大量田产，而且变成了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上等人，高度参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     

《失街亭》浅析

一东汉末年,统治者推行了尊儒反法路线,导致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处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起义军虽然被东汉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是,农民的武装革命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农民革命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垮台。在连年的战争中,逐步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封建割据这样一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曹操、刘备、孙权都是地主阶级的革新家,他们都运用“王权”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     

选举权上的差别对待和农民的“国民待遇”——兼论《选举法》再次修改的必要性

农业人口选举权是城市居民的1/4,这是他们的人均收入不足城市居民的1/4、政府对基层农村卫生经费投入人均不到城市的1/4,以及农民在其他方面长期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必须重视选举权对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重要作用,同时相信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在将来再次修订《选举法》时,凡是对农业人口有歧视规定的条文,都在必要修改之列。     

生命困局、思想与文学的相近与不同——庄子和屈原之异同浅论

屈原和庄子都对中国文学和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格 ,其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也达到了文学史的高峰。相似的生命困局、对“天”的探索、高洁的品性决定了他们文学相似的一面。但是作为人 ,他们又有着对立的一面。生命的不同“哀怨” ,对“天”的不同结论、超越困局的不同方式 ,均决定了他们文学的不同     

农妇百万巨款编织“造假链”

千百年来,农民都是本本分分地坚守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面的世界”似乎与他们无关：然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巨大的市场利益也让一些农家人无法“免俗”了。广西南宁市邕宁区一名农民,为了使自己的土地获得能出卖的使用权,竟相当“大手笔”地拿出143万元向土地、房产、建设部门工作人员行贿。在巨大的诱惑面前,6名公务人员先后被拉下水,编织了她非法卖地的“造假链”。     

目本“开拓团”不应被纪念

日本的满洲开拓团，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日本关东军组织实施的武装殖民团体。开始几批都是武装团，后来虽然号称从复员军人为主的“武装团”转为农民为主的“农业团”，但开拓团始终都是军事化的编制，一直拥有武装、他们在殖民过程中，不仅掠夺了中国人的大量田产，而且变成了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上等人，高度参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众的压迫，一直就是日本军队控制东北和镇压民众反抗的辅助力量，可以说属于一种半军事化的侵略团体。     

"官本位"是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农民问题为何一直解决不了呢?中国一直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这一“官本位”正是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官本位”的权力扩张使农民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官本位”增加农民的负担;“官本位”造成政府职能的颠倒,对农民的事经常没有做好。     

生命困局、思想与文学的相近与不同－－庄子和屈原之异同浅论

屈原和庄子都对中国学和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格，其浪漫主义学的成就也达到了学史的高峰。相似的生命困局、对“天”的探索、高洁的品性决定了他们学相似的一面。但是作为人，他们又有着对立的一面。生命的不同“哀怨”，对“天”的不同结论、超越困局的不同方式，均决定了他们学的不同。     

农民的朋友

总以为《中国监察》是干部读物,未曾想到农民朋友也喜欢她。前些年,我到一个边远山村驻村工作。一次,几个村民来我住处,走时一阵“龙卷风”,我放在桌上的4本《中国监察》便没了踪影,更可气的是后来还回的只有一本。他们见我不高兴,便解释说:“村民们都爱看这杂志,特别喜欢看那些案件写实和涉及农村基层的文章,传来传去就不知在谁手上了。”以后我吸取教训,每次都把带来的《中国监察》合订成一本,虽说他们还常来借阅,但再也没丢失过。那一年,村里在县纪委、监察局的大力帮助下办起了采石场和碾米厂,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就索性订了一份《…     

走近农村留守女孩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一改故步自封的形象,离开了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到生态陌生的城里去,开创他们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他们光辉的足迹。可随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很多末成年孩子被留在家里,人们称之为留守孩子。女孩子由于生理与心理上的特殊性,又成了这群留守孩子中的更特殊的群体。她们在没有父母亲在身边的呵护的日子里, 一切都还好吗?     

外国法律人的中国情结

有这样一群“老外”,或是求学中国,或是痴迷中国,或是看好中国,亦或是把自己当做中国人,怀着不同的“中国梦”,他们远涉重洋,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他们和中国法律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都在激情满怀地融入中国。     

我的40件涉农建议

在我的家乡淮南市凤台县，大部分农民朋友都非常熟悉我，因为在我担任省十届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近8年的时间里，我撰写提交了近40件议案、建议，件件事关“三农”，竭尽全力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赢得了他们的广泛赞誉。     

农民评行风清浦

在“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中，淮安市清浦区纪委、监察局深入到农村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个信息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有农民反映，少数“衙门”依然存在着以貌取人的陋习，农民进城办事时常会遇到“冷脸色”，行风建设在此有死角。为加大行风评议力度，转变机关作风，清浦区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一改以往请名人做行风监督员的做法，把农民兄弟请进城，让他们来做行风监督员。经过基层推荐、岗前培训，１０名政治素质较好、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进城做了行风监督员。这几个农民行风监督员可不含糊，他们两人一组，保持农民打扮到一些…     

谁在改变土地的“身份”

千百年来，农民都是本本分分地坚守在士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面的世界”似乎与他们无关。然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巨大的市场利益也让一些农家人无法“免俗”了。广西南宁市邕宁区一个农民．为了使自己的土地获得能出卖的使用权．竟相当“大手笔”地拿出143万元向土地、房产、建设部门工作人员行贿。在巨大的诱惑面前，相关部门的6名工作人员先后被拉下水，为她编织了非法卖地的“造假链”。     

不能忘“本”

看了最近几个曝光贪官的案例,无意中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都是放牛娃出身,但又都忘了“本”,成了本阶级的叛逆。 “广西第一贪”李乘龙在狱中写诗“出身布衣贫,自幼讲诚信”,他是个农村放牛娃。大肆贪污受贿的河南省石化厅原副厅长张景祥,入狱后在反思中写道,“我出生在东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辈都是种田人,自己是     

莫把民主权利当商品

在河南农村换届选举工作中,出现了拉票现象,候选人只需花10元钱就能“买”走农民的神圣权利,在大量拉票、贿选中,一些农民渐然漠视其民主权利了。(见2002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面对农民对民主权利表现出来的“冷”,我有种难言的痛。“卖掉”了民主权利,他们也就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了。可是,怎么会使农民对民主变得如此冷漠的呢?过去,村委会干部是由上级指派、任命的,而如今,随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农村干部需由村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按说,农民应该希望能为自己选出真正的当家人,可是,有的农民却将可以给他们带来真正利益…     

美国如何解决"民工问题"

中国有民工问题,而美国同样“有民工问题”。历史上,美国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发生在工业化开始之后,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也有大量南方黑人进入大城市,他们忍受非常糟糕的工作条件,支撑他们的是取得现金、逐步改善生活的希望。在农村,他们连这点机会也没有。所以,黑人们唱着“甜蜜的家,芝加哥”的时候,生活远非甜蜜。他们只是在和更悲惨的农村作比较,感到有了希望。但是,随着福利制度、劳工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美国历史上的“民工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慈善救助解决了“美国民工”的生存难题现在,美国虽然城乡差别很小,可是,境外的…     

法院是政府违法行为的庇护所还是公正司法的机关——河南省濮阳市“行政租地”一案透视

据有关媒体披露，2004年9月，河南濮阳市政府因S101郑吴线在市区通过，对城市道路损坏严重，决定改线城郊。在未办理相关征地手续的情况下，政府决定以每年每亩13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11300余亩耕地修路，并要求城郊王助、胡村两乡政府与占地村的村委会及被占地农民签订“租地”协议。农民对此反映强烈，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以租代征”的用地形式；另一方面又怀疑政府是否按时支付土地租金。9个行政村200多个农民都拒绝与乡政府签订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了道路的修建。     

“新农村建设”需要制度保障

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中央应该完成三个方面的制度转变。首先,中央必须消除自身对农民和农村的制度性歧视;其次,中央必须逐步推进地方民主和法治,使地方问题主要在地方政府层次上获得满意的解决;最后,中央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以此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对农民合法权益之侵害,充分落实农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要根治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央必须恢复农民的宪法平等地位,在制度上让农民“翻身”并允许他们通过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