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逻辑规则运用

法律不是逻辑,但法律的运用离不开逻辑。逻辑推论的前提是法律规范、法学原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细节问题,司法审判中的思维不能转移论题,或错误运用法律。判决理由与逻辑规则的运用是有区别的。在判决理由构建的过程中,法官思维不仅是根据法律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与案件相对应的法律进行思维。这样才能得出合法性、合理性的判决。     

到法院告法院为什么成了笑话

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有句法律人耳热能详的名言，叫“法的生命从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乎经验”。熟归熟，用归用。在碰上一些法律事件时，我们的一些同行对这句名言似乎总习惯“功能性遗忘”，当逻辑离开了经验，它仅仅能解释逻辑本身，而与“本案无关”了。     

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重视法律推理在判文说理中的运用

法院制作的各类判决书，我们将之简称为判文。我们制作的各类判文尤其是民事判文普遍存在而又特别突出的问题，不是格式非规范问题，也不是漏字、错字问题，而是说理不够充分、严谨，未能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分析说明问题，未能把法律和政策的具体适用说清论透。集中至一点，就是缺乏必要的逻辑分析与推理。     

法律冲突与国际私法

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审视法律冲突在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会看到，国际私法看管是与法律冲突相伴而生，但它的任务却并不是要解决法律冲突，而且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法律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于各国“应然法律”的趋同，而国际私法的任务则是通过确定涉外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去建立并维护一个合理的、正当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诉讼法修订中证据制度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关联性是证据能力问题不是证据的性质问题;经验、逻辑方法,是证据的判断问题,不诉讼证明的基本方法问题;证据法价值基础,是防止错案、保障权利,而不是准确、公正、和谐、效率;证据学研究基点,是法律事实而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法律事实,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未来事实(事件);证据法,应当是以诉讼标的事实等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为规范对象的诉讼证据法.     

论法律与逻辑的关系

法律与逻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自然法具有逻辑性,逻辑法则为自然法的存在需要提供缜密的理由;逻辑通过立法过程赋予宏观法律体系以统一性,赋予微观法律规范以特定的逻辑构成;归纳与演绎推理方法分别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审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逻辑对法律的作用也因信仰、价值取向与经验等因素而存在局限,本文试就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     

学校教育和中学生犯罪的关系

李尚银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上撰文《对监狱工作法制化的一般性理解》。与同类文章相比，该文不是泛泛地从几个方面谈怎样实现监狱工作的法制化，而是以中国法律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深刻分析了司法机关和监狱警察在现代法律意识方面的欠缺，指出了实现监狱工作法治化的进程和道路。该文认为，制度建设不是一种容易的事，不是颁布一些法律文本就可以了结的。培养科学的法律意识是现代法律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现在，我国基本上不缺乏法律，也不非常缺乏有法律知识的人。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一天之内就通过了《检察官法》、《法官法》、《警察法》等7部法律，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的新记录。9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平均每13天制定一部法律；国务院大约每6天制定一个行政法规，地方立法也是快速推进的态势。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最重要的法治的观念和思维。     

论式：法律逻辑研究的新方向

当我们将审视焦点从法律三段论的外貌转向其内在要素——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并进一步寻找这些前提的支撑基础时,一个全新的法律论证结构暴露出来：若干可能的或合情理的论证（合情论证、论证型式、论式推理）支持两个前提,使得我们有理由假定到目前为止对两个前提没道理怀疑。然而,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理论之外开创的并在中世纪传统中广泛应用的论式理论系统,被现代逻辑理论和法律逻辑理论遗忘了。幸运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敏锐的逻辑学者和法律学者,分别在法律领域和逻辑领域复兴了论式理论。当代关于论式的界定、功能、结构、分类、评估、经验基础和文化特异性的研究已在多个学科展开,初步形成了论式理论的基本框架。一种周全、可应用的法律逻辑有必要整合法学＂论题学＂和论式的逻辑理论,以丰富法律逻辑的内容与方法。     

法律解释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由于缺乏一个元规则而颇受非议。对这些异议的回应迫使我们检讨影响法律解释方法位序的种种因素,并进而探寻隐藏在解释方法位序表背后的元规则。研究表明,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可以作为法律解释方法排序的始基,并在法律解释中担当起类似法学研究逻辑起点的各项功能。     

从逻辑学的视角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本文主要从逻辑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 ,分析了逻辑在法律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 ,探讨了西方法律文化中逻辑分析的传统 ;再次 ,指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非逻辑特征 ;最后 ,探讨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对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呼吁在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     

法律中的逻辑和经验作用探讨——解读霍姆斯和哈耶克

逻辑提供法律知识的形式,经验提供法律知识的内容,二者都是法律的必备要素,不能够厚此薄彼。对一般案件而言,逻辑实现程序正义、形成正义,经验提供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基础。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与法律教育——由"法律诊所"教育手段生发的思考

本文以我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引进的“法律诊所”教育手段作为思考的起点,从“法律诊所”这一实践教学手段是否能够适应我们的教学体制的角度,论述了法律教育中应该纠正的一些问题,如习惯解构法律而不是建构法律,习惯批判而不是理解和服从现行法律等。进而论述了作为法律职业者或法律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从而试图为我国现行的法律职业教育摸索具有可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科学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     

法律监督在煤矿安全中的作用

在频发的矿难事故中我们发现并不缺乏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监督这些煤矿企业切实地贯彻执行已有的法规,确保采煤业生产过程的安全,而不是使这些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因此,加强对煤矿生产过程中法律监督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有效措施。     

宋代的法律方法论——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名公们的断案模式大致属于法律论证模式,经常运用的法律方法主要有演绎论证、类比论证以及价值衡量等。与西方法律论证方法相比,这些论证方法虽然形式方面不及西方的逻辑,但却有着"学理的基本,而没有形式的累赘"。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整体性特点,因此,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模式也带有整体性特点,具体表现为整体论的法律观、整体论的司法观以及整体论的法律方法论。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模式相比,并不显得落后,也不是"不合逻辑的"。     

法治时代的法律位置——认真看待法律逻辑与正义修辞

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应该进入法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与法治并驾齐驱,在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重新塑造法律的权威。实现法治需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然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是以追求正义公平为前提的。为达到和谐社会思维决策中的正义修辞不可缺少,没有正义等法律价值的修饰,法治会失去终极目标而不具有合法性。要想使法治具有可接受性,逻辑推演的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证的方法不能缺位。认真对待法律逻辑与修辞可以支撑起一个被称为法治的时代。     

经济的法律逻辑:马克思法律反作用思想的具体读解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存在着片面性认识,忽视了马克思关于法律对经济基础反作用思想的深入探究,尤其缺乏对法律反作用的逻辑机理和表现形式的具体分析.旨在全面领悟和深入读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中法律作用的思想,揭示经济发展中蕴含的法律逻辑机理.     

法律关系概论

法律关系是法律运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定在状态。本文指出深入研究法律关系这一理论范畴,不仅有利于我们从逻辑语义层面上完善法学体系,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在经验事实层面上全面的评估法律实效,从而完善立法、司法与法律监督。本文在整理前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要素及要素的合理性两问题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