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背景下西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趋向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都采取了国家干预的形式来调整福利政策，减少社会支出、激进的财政紧缩政策成为应对危机的共同措施。西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陷入了困境之中。未来福利国家改革总趋向将从“资源调整”转向“社会关系”调整；在改革的理念层面，更加注重可持续的福利理念；在改革的政策层面，将更加注重政策的延续性、国际合作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能管理性”危机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曾备受赞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陷入困境。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提高了社会的期望,由此导致福利国家自身的困境,并使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不可能管理性"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认同新保守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可能管理性"危机的描述,但他们认为这种危机不仅仅如新保守主义所说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本上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福利国家,而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不可管理性。     

欧美社会福利立法典范的制度演变与历史规律

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立法与社会福利财政时代来临。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成为国家发展社会政策与战略目标。本文按照历史发展顺序,首次简要描述了英国17-19世纪社会救助立法与济贫制度,英国18-19世纪劳动就业工厂立法与公共健康立法,德国19世纪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保险制度,20世纪早期英国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体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保障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中期社会福利立法与福利国家制度,20世纪晚期福利国家改革与福利治理典范,21世纪早期全球社会政策与全球软法福利治理模式,共计八种社会福利立法典范的历史演变轨迹和结构性特征。概括了西方社会福利立法典范变迁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分析了社会福利法律体系结构性转型的普遍规律;揭示了欧美社会由社会控制、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到社会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发现西方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由社会救助,经过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阶段,发展到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由民族主权国家福利立法发展为全球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立法等发展规律;指出了西方国家政治、法律与福利制度现代化历程与结构转型方向,为法治国家与福利中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国外“从福利到工作”福利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过去长期采用高福利政策来解决贫困问题,然而由此产生的福利依赖和高额财政支出致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做出“从福利到工作”的政策改变.“从福利到工作”政策包括提供“个性化”就业引导,注重“工作的持续”,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市场供应链,设置福利享受的条件等.我国在建设福利事业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权责关系;对受助人群实施分类救助,避免“一视同仁”;注重福利受助者能力的提升,变单纯的福利救助为人力资本投资.     

论全球化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冲击及其改革之路

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公正以及民主制度这三个方面给西方福利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 ;西方福利国家的中左政党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倡导了以“责任和权利平衡”为主导原则的发展改革之路。     

国外福利国家模式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福利国家是工业化时代主权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福利成为现代国家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方式.不同福利政策会构成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美国、德国、瑞典各是这三种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自由、权利、平等、市场、分层等因素在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组合,也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福利政策.和谐社会意味着民众应享有较高的福利,因此,这些福利国家模式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福利制度的结构与社会政策

福利制度的结构决定了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从这一结构出发,制定社会政策时才可能避免简单化,使政策体现不同福利国家的具体差异,更好地实现福利的目的。     

欧债危机新论:政府主导下增长连续性丧失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进一步暴露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病,尽管危机的产生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政府主导下经济增长连续性丧失后难以支撑高福利水平是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本文以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以政府为主导的高福利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福利制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后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为深入研究福利国家制度改革拓宽了视野。     

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建设及其现实启示

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西欧各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福利体制从一般社会福利向"福利国家"转变,各国福利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陷入全面危机。系统总结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论社会主文初级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本质和基本架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我国是在社会与国家高度同一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与国家分化的历史时期，而“所有权、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分离所造就的，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表征为社会与国家现实的分离。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从所有权上消除了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社会根源——资本支配劳动，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减轻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同时，这个“从根本上消除”意味着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这样，社会与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它需要同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国家，以便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     

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思想家们对“社会与国家”问题两千余年的探寻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社会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主义阶段，包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思考、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论争、霍布斯等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等。到了近代，洛克、亚当·斯密等通过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无形之手”等理论试图说明“社会外于国家”，并据此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黑格尔则是真正从学理上明确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第一人，并推崇“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并通过市民社会论和社会有机论加以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战略:从消极走向积极

长期以来,社会福利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毒药",成了福利国家的"替罪羊"。在传统社会分配领域,社会福利扮演"分蛋糕"的角色,因而具有消极性。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制度面临转型,需要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变革。从社会投资的视角来看,积极社会福利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积极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的形成。本文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战略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在发展原则上,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步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将儿童和家庭的政策干预作为主要切入点;在发展领域上,要积极地投资于人的能力建设;在发展创新上,通过社会企业实现社会福利发展的新突破;在发展远景上,建立"社会服务国家"。     

中国问题的市场化应对与纠偏

市场化国家通过社会政策修复扭曲的市场的方法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内需不足而过于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危机。与市场化国家相左,中国应对危机的选择是将公共物品市场化,将社会推向了市场,这成为今天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要化解危机,需将社会＂去市场化＂,以社会再造应对危机。     

社会法之社会整合路线图——以中国语境中的社会法为视角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语境下对社会法的解读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自发的、内生的,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其当下国内、国际的环境和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并且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和“税收政府”等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对西方国家社会法的解读是一种“没有国家观”的法律解读,国家意图通过用保障民生的社会法来实现社会整合的...     

新时期国内有关马克思“社会-国家”理论的研究述评

文章围绕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社会-国家”理论的深入探讨,从社会决定国家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分化的意义、根源、矛盾及其国家向社会复归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语境下“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社会-国家”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式比较等方面就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求展现该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向。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

第一，为什么会出现公共服务购买？公共服务购买是在福利国家危机尤其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作为应对危机而展开的一种政府改革策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的是引入市场及社会机制，通过两个优势改善公共财政的服务绩效：效率、专业化。     

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新型国家构想的探讨

本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消亡”，是指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的消亡，而不是指国家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机关、从而国家本身的消亡。因此，在未来社会，消灭了阶级以后，国家仍将存在。马克思构想的新型国家，其经济基础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政治形式为“社会共和国”。这一构想实际上向我们昭示了构建新型国家的五项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社会原则，经济和效能原则，以及相对集中与自治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构想给予我们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是，既要使国家权力复归于社会，又要让国家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和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评葛兰西的“现代国家”理论

葛兰西紧紧结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世界政治大动荡年代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现实 ,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 ,创造性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 ,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或“现代国家 =政治社会 +公民社会”的概念 ,强调“现代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 ,等等。他的理论 ,对于我们研究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发展 ,同时研究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很有借鉴意义     

从“强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过分重视国家、忽视了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当前,国家与社会虽然开始分离,但两者的关系仍处于失衡状态。我们要以“强国家一强社会”为目标,切实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