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护统一:现代宪法设计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理性选择

国家权力及其运作状态始终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导源于对国家权力不信任政治理念的近代宪政,设计了控权模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必然要求这种模式向现代宪政的控、护统一模式转变。     

宪政视野下我国控权模式的思考

对比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发展,就控权模式而言,我国的"监督制约"模式与"三权分立"模式各有利弊,如何完善我国的控权模式,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关键。从完善我国权力运行模式的角度出发,提出加强和完善人大代表罢免制度与人大代表对人大常委委员的罢免制度,使国家权力在运行至公民权利的边界时,通过选民对人大代表与人大代表对人大常委委员的监督压力,而将其转化为权利对权力的压力,进而使权力在封闭的环状轨道内运行,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完善我国的控权模式的建议。     

美国军事权制衡探析

法国启蒙宪政观念、英国宪政衡平思想、北美殖民地人民限权理念,对于美国军事权制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具有理论奠基意义。军政军令“双轨制”、“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各州保有军事权制度,构成美国军事权的内部制衡机制;其外部制衡机制则包括：国会权力的制约、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制约,以及新闻舆论、公民、政党等社会力量的制约。分析美国军事权制衡制度,可发现其存在以下缺陷：总统军事权不断膨胀,“权力分立”影响军事行动效率,最高军事统率权与具体军事指挥权有脱节。     

比较视野下中国现代宪政精神之建构

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西方完政理论经历了古典宪政向新宪政论的发展.控权与效率的统一成为现代宪政精神的总体趋向.中国完政探索证明,中国宪政建设不仅取决于政治精英在现代化理想驱动下的政治文明构建,而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宪政设计能否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相适应,并与之动态调适.面向21世纪,中国宪政发展道路,不能照搬传统宪政主义的模式,而应依据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以控权与效率的统一为现代宪政精神,实现制度的合宪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如何实现检察权的“收放自如”——来自宪政视角的思考

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使得学界开始认识到检察问题内在的是宪政问题。围绕检察权性质定位的种种争议吐露了对检察权进行宪政改造的意图，在检察制度与究政的关系上，一方面仍应当坚持检察权的宪法地位，另一方面从宪政视角出发，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既要控权，又要拓权，实现检察权力的“收放自如”。     

论军事权的法律规制

在现代法治社会,为防止军事权侵犯到国家其它权力领域和私权领域,军事权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基于国家权力配置的视角,应当在宪政架构下区分平时军事权和战时军事权,保证最高军事权归属的集中统一,避免由同一权力机关单独行使不同内容的军事权,确立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基于公民权利保障的视角,军事权对公民权利的限制需实行宪法保留和法律保留,且应遵守比例原则;平时军事权和战争决定权特别应当受到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军事权应受到更多的国际人权法、武装冲突法和其他国际法的规制。     

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西方传统宪政把"以权力制约权力"和有限政府作为防范公共权力异化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机制,这种宪政观尽管曾为资本主义的早期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其单纯的控权思路和严格的"有限政府"实践逻辑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和公民对实现积极权利的要求。当代西方宪政变革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宪政发展主要表现在权利观的转型和权利内容的丰富化、权力制约模式多元化和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等方面。     

论程序控权的宪政功能

程序控权是一个重要的宪政问题，其本质就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笔者认为，程序控权的运行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促使效率最大化；并且还会带动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论宪政及我国通向宪政之路

宪政是以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并体现法治精神的宪法在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实施所形成的现实的民主政治体制。宪政以良宪、宪治、控权、人权、民主为基本特征。“良宪”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良宪”有效实施的结果。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每个人甚至几代人在通向宪政的道路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     

行政权力扩张及其法律控制

在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管理需求膨胀和行政权力自身能动性的特征推动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扩张的效能异化，将对人民叔利产生损害。为此，依靠法律的控权功能，构建合理的法律控权模式，加强对行政权力扩张的控制是行政法治的核心。     

"控权-平衡"--俄罗斯联邦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行政法律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出现了由传统的"管理论"到现代"控权-平衡"论的转变.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控权-平衡"论既不同于英美国家行政法的"控权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平衡法"模式,还有别于苏维埃行政法的"管理法"模式.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的形成体现出对苏联行政法理论基础"管理论"的继承性,形成过程的动态性,受两大法系行政法理念影响的混合性的特点.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论军事采购合同中的优益权及其法律控制

由于军事采购合同体现了较强的行政性,因此,作为军事采购合同主体一方的军事行政主体为了国家的军事利益,在军事采购合同中也可以行使优益权,其具体表现为指挥权、变更权、解除权、制裁权等。然而,优益权的消极行使,又会产生不良的法律后果。故,须从立法、程序以及救济三个层面入手,控制和规范军事行政主体在军事采购合同中对优益权的行使。     

论刑事实体控权——以刑法基本原则为视角

刑事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刑事控权。在刑事控权这一系统工程中，刑事实体控权至关重要。对于刑事实体控权，必须从严格遵循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尊重国民的合理预期，明确刑法的规范效应，规范自身的权力行使，以及实现权力的自检与自敛入手。     

海峡两岸20年行政控权立法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大背景下,大陆与台湾地区近20年在行政控权立法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收获,而且在法治进程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可比性。本文从行政控权立法总量、行政控权立法权分配、行政控权立法技术以及行政控权立法格局几个方面对海峡两岸近20年行政控权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大陆借鉴台湾地区先进立法经验完善行政控权立法的一些设想。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梁启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获得了基本养料,既而受到康有为的启蒙,并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大量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熏陶,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宪政观。梁启超对中国宪政制度模式的设计,历经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这样一个过程,体现了他对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精髓,为当下中国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启示。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中国不能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

西方宪政民主是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需要；西方宪政民主产生和根植于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不能成为宪政的普遍模式；中国超大国家的特殊性、独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宪政民主道路。     

宪政体制下军事法体系的定位

基于中国特殊的宪政体制，军事法体系是以军事权为逻辑起点，以军事利益形成的军事社会关系为逻辑主线，在恰切区分军事与国防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特殊的法规范体系。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既不能划到宪法相关法，也不能分割到行政法，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的组成部分。这种定位决定了军事法体系必须恰切厘定外部边界，同时构筑起逻辑自洽的内部结构。     

服务于美国全球军事利益的宪法军事条款——以“9·11”后美国的实践为视角

美国宪法军事条款按照三权分立制衡的理念从横向分割、纵向分割和相互制衡的角度对军事问题在宪政层面进行了设计。＂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在宪政的框架内,通过国会立法授权向恐怖分子动用武力、改组政府机构、立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和全球军事利益。面对失衡的＂权力——权利＂格局,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有限平衡＂,但这种平衡最终演化为＂昙花一现＂。美国的国家军事和安全利益成为国会、总统和法院行动坚守的最终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