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行贿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研究对从源头上遏制受贿犯罪有重要意义。“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非法提供的帮助或方便；行贿行为有典型行贿和经济行贿，构成犯罪均需达到一定数额或情节严重；行贿的内容应从财物发展为财物和非财产性利益；“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行贿犯罪行为。     

不能把利益矛盾与权利神突割裂开耒

对于权利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人们一直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有人简单地把利益等同于权利；有人武断地把权利与利益视为彼此不相干的两个事物，把利益矛盾化约为“人民币矛盾”，把权利拔高为道义或价值追求。其实，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利益有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之分，并不仅限于“人民币利益”。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试析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让渡的现实可能性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让渡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赋予国际关系现实以独特的内容并在多方面为国家主权让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契合为主权让渡提供了空间，主权所有权与主权行使权的分离为国家主权让渡提供了运作上的方便，内政与外交的一致性奠定了主权让渡的基础，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为主权让渡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     

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呈现出经济利益观念公开化、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利益来源多样化、经济利益差距扩大化的态势；这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机制、社会力量、物质基础以及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从而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经济利益主体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关系复杂化、经济利益差距扩大化和经济利益矛盾的加剧。又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风险社会”理论背景下我国利益群体矛盾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原来的单一的利益群体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不断产生，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随之而来。“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研究我国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矛盾提供了重要视角，以“风险社会”为背景分析利益群体矛盾冲突并提出解决之道是一个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现实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犯罪实质上是商务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犯罪，其主体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商业活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也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有单位；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予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其主观要素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利益的类别及相互关系

利益是法的核心问题，利益决定着法的产生、本质和发展。根据主体不同，利益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利益，更不应当存在任何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背的所谓国家利益，否则就不是国家利益，只能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个人的、利益集团的，或阶级的利益。区别具体的利益价值与抽象的利益价值十分重要。一般来讲，低位阶的利益服从高位阶的利益。在法律实践中，常有以维护高位阶利益为名侵犯或忽视低位阶利益的情况。区分一般利益与具体利益，有利于防止那些打着“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旗号，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性贿赂现象及其界说与遏制对策

以性贿赂谋取非法经济利益与谋取政治利益，这是当前性贿赂突出的表现，危害大。从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两方面来界说性贿赂。遏制性贿赂必须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加强舆论宣传、揭示性贿赂可耻行为，加强打击卖淫嫖娼活动。     

城市房屋拆迂中的公益民事诉讼研究

一．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益”的界定 1．公益和公益诉讼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是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或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利益。它既区别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也不是社会个体成员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综合体。     

论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利益衡量

行政强制中的利益既包括法律或行政决定中所指明的应予实现的利益，又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结果所造成的利益关系。利益衡量作为一个原则，它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又包括突破了合法性原则的特殊情况理论；它以比例原则为核心，又涵盖超出比例原则的目的与结果的矛盾关系。     

浅议有奖销售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兼议巨奖销售的法律调整

根据国家工商局1993年第19号令《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所下的定义“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附带性地向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利益的行为。包括：奖励所有购买者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和奖励部分购买者的抽奖式有奖销售。抽奖式的有奖销售规定了奖金的最高额，法律又作出了禁止欺诈性抽奖等规定，所以在此不作赘述。值得探讨的应该是另一类的有奖销售——附赠。附赠又叫附加赠予，指竞争者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免费提供另一种商品或利益。附赠包括经营者之间的附赠和经营…     

打造本质安全的零售终端

承担安全责任，为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既是企业运营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家法律的要求，更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义务。     

个人信息利益动态区分的原则及制度建构

个人信息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双重属性，既复杂勾连，又有限独立，其既不同于著作权二元利益可完全分离，又不同于人格权商品化中的绝对依附。传统的赋权路径将个人信息利益静态区分为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太过粗糙，难以为个人信息治理提供有效补给。基于个人信息本体界定的动态性以及利益间关系的复杂性，应以动态区分原则为指引，在信息性处理与数据性处理的具体行为中区分个人信息的利益类型，以实现个人信息的精准有效保护与支持数据产业开发的二元目标。动态区分原则下的制度设计应将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限于信息性处理，留出个人信息财产价值释放的空间，推动大数据产业深度发展，同时需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义务，并配合行政法义务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刚性保护。     

城市房屋拆迁利益失衡问题之研究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旧城区改造过程中的房屋拆迁利益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的重大原因。这迫切需要我们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来衡平各方利益，更好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为我国经济叉快又好地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影响力”之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立法目的在于使我国贪污贿赂类犯罪的刑事法网更加严密，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惩治力度，这体现了我国严惩腐败的一贯态度。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本罪的受托人并非利用自身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是利用其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易言之，本罪在实施过程中包含着一个贿赂和影响力的逆向流转过程。具体表现为：（1）贿赂的流转过程，受托人（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身）收受或者索取请托人给予的贿赂，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2）影响力的利用过程，受托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基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可见，本罪的犯罪主体自身缺乏直接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他们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贿赂，为其谋取利益，需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基于与国家工作人员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作用于公权力，通过其他公职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来完成。     

论参政党内部监督的理论基础

参政党内部监督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渊源，民主论、利益论、权力论不仅为参政党内部监督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参政党内部监督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民主决策——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为分析背景

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供给的稀缺，因而只能依靠政府出面组织生产和供应才有可能得以解决。面对单一利益主体的格局被多元化、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新格局所取代，政府必须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民主决策尤其重要。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决策主导、专家决策咨询和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联合民主决策模式，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实现民主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军事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及其标准

军事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往往需要国家或军事组织“买单”，因此，军事学术研究应当以满足国家安全利益或国防与军队建设发展的整体利益需要为导向。     

论网上银行交易中消费者权益的特别法律保护——以欧盟与美国的相关法律实践为视角

在网上银行交易环境下，消费者客户的合法权益更容易遭到忽视和损害，为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给予各种特别保护。这包括借助立法或行业自律机制对极易受到侵害的消费者个人数据与隐私权提供积极保护，通过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规则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提供具体保护，以及对格式合同中不合理地增加客户一方负担或损害客户一方利益的各项条款通过强制性法律规范予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