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论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的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

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是一个重要内容，而现有的民事诉讼法里并未过多规定和涉及。在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里，对逾期举证后果以及法院的证据接收制度进行了简短规定。完善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分析其构思的合理性以及操作层面的不足之处，能够有效补充现有的制度空白，提出完善策略，推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建构。     

论证据开示制度对我国证据交换的启示

起源于英国衡平法司法实践的证据开示制度,几经发展和完善,其正当与公平,倍受各国关注。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试行了证据交换,但受到现存环境之约束。要真正体现证据交换的程序价值、发挥其功能,应当从立法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交换制度。     

浅析诉讼证据的内涵、外延和属性

诉讼证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但对于诉讼证据的内涵在学术界仍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事实说”和“根据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学说；人们对于诉讼证据外延的界定也众说纷纭，存在着“证据材料”和“定案依据”的划分理论，但依然没有对诉讼证据的外延予以明确。关于诉讼证据的属性，通说认为是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实际案件中的诉讼证据并不都具有这三种属性，因此应将他们视为定案依据的判断标准。     

略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本文就民事诉讼中举证所涉及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产生的依据和该项制度设立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对于证据交换范围、主体、时间和如何操作作出了界定。同时，探讨了在审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建议，以保障该项制度的执行，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     

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作为我国民事证据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证据交换,促使当事人在一审庭审前将全部证据向法院提供,以便法院整理双方争议焦点,从而固定双方争议焦点和证据,保障开庭审理的顺利进行,提高庭审效率。但由于《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规定的较为原则,在审判实践中仍存在问题。文章主要针对我国证据交换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论物与证据种类

目前,证据法学界对证据种类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立法规定的注释上,很少有人从证据事实、证据形式、证据力角度加以探讨。“物”在证据法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理论界只是把“物”与物证等同起来,认为“物”就是物证。本文从证据事实、证据形式角度,结合证据力和证明力理论,着重探讨了“物”在证据种类划分中的作用及“物”与证据种类的关系,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争议问题作了探讨。     

证据展示规则探析

证据展示规则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司法实践。其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文章在考察两大法系国家证据展示规则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法院系统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庭前证据交换”问题进行探讨。     

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研究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机能在于实现合理的审理结构所产生的要求 ,代表司法权运作式的诉讼模式亦对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这种审理结构和诉讼模式的后面 ,又蕴藏着现代民事诉讼司法正义观的深层理念 ,并决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设计的衡量标准及其基本功能。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改革实践之所以成效有限 ,对上述理论基础的忽视是其重要的原因。本文试从庭前证据交换的机理入手 ,简介国外相关制度 ,从而阐述对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现状的几点意见。     

证据交换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证据交换是审前程序的重心,是固定证据、固定争点、促进和解的重要手段,在提高审判效率上能发挥独到的作用.在贯彻执行<规定>中,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都要实行交换证据规则,具体由立案庭主持证据交换工作较妥当,时间为庭前半小时.     

“证据调查”之误读与重释

我国大陆地区民诉法中的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指法官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的行为。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证据调查”则指法官对于证据方法的主观认知行为,法官有进行“证据调查”的职权,但不能因此推断法官在收集证据上起积极或主导作用。将我们通常所指的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类比甚至等同于“证据调查”,实乃误读。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对两种典型模式的考察

美国的“私人放任模式”和德国的“利益权衡模式”分别是处理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两种典型模式。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私力取证，私人以不正当行为获取的证据可以被法庭采纳。德国法律实践有时趋向于排除私人违法取得的证据，证据无论是由政府人员还是个人取得，如果侵犯了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利，尤其是个人隐私权，德国法院会在利益权衡的基础上考虑排除这个证据。不论美国那种针对公权力侵犯宪法权利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德国的以宪法为依据的证据禁止理论，不论二者在私人违法取证领域的区别有多大，它们都以宪法权利保障为己任，并有强有力的违宪审查作为依托。而这一切对于我国来说都还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中国民事证据立法的立场表达——读汤维建教授的《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

在《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一书中，汤维建从“以证据文化诠释证据制度，以证据制度型构证据文化”这一学术视角出发，对已经开始且正在经历重大历史性变迁的中国民事证据制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且论证有据的回答，并在压台部分附以蔚为可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做到了专题性研究和体系性建议的良好结合。该书将对提升相关理论研究水平、推动立法进程、影响司法实践产生引领性的积极作用。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论纲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受法制文化、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等运行环境影响,审判实践中存有诸多不完善,还需要从证据交换的案件适用范围、证据交换的司法主体、审判人员地位的确立等方面加以完善。     

新刑诉法下电子证据的审查与应用

新刑诉法中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形式予以确立．“电子数据”要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分析其合法性和真实性确定证据能力，考察关联性确定证明力。在审查判断的方法选择方面，应当以传统的证据审查方法为主，兼顾电子证据特殊性的方式，运用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方法予以审查。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确立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诉讼目标。本文通过对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现状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现存证据交换制度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的建议,以期为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更加系统化、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提供理论参考。     

论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庭审化改造

证据交换作为民事审前程序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程序机制予以保障,同时在程序设计上要体现当事人参与性。而现行法律既没有关于证据交换的规范形式,也缺乏保障当事人诉讼利益的程序内容,使得实践中证据交换制度的运用往往被虚化。证据交换的庭审化改造及其与审判程序的衔接将极大地缓解这一难题,为充分发挥证据交换制度的优势提供了程序保障。     

论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具有特有的功能,合理的证据交换制度能有效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虽然我国司法解释已涉及行政诉讼证据交换的规定,但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