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羁押制度评议、缺失及补全

根据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羁押只是拘留逮捕的一种结果和持续状态。虽然新法在刑事强制措施上有显著变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羁押仍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刑事羁押的法定原则、独立性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缺失,其补全就要在制度上确立羁押独立性原则、明晰羁押法定原则、建立羁押司法审查机制。     

论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程序法定原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法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程序法定原则的理论根基、我国的立法选择和司法实践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期推进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全面确立.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权力,符合刑事司法制度宽严相济和保障人权的宗旨。由于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该制度的适用规则,导致司法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坚持合法与合比例原则,具体细化工作机制,完善监督与救济制度。     

环境刑事保护之行政从属性研究

犯罪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是指立法者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部分内容授权给行政权加以填补,只有通过行政法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才能确定行为人是否该当构成要件。应当采取必要的司法和立法措施以防止行政从属性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明确性原则带来的挑战:一是加强刑事立法中授权行政法规的明确性,严格限制对部门规章的授权;二是在构成要件从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时,法院除了应对行政行为进行形式审查,还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机制构建

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检察权的组成部分,不但有现行宪法的依据,而且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益探索。应当修改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行政执法监督权规定进去。这是实现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是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坚持特殊监督、事前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在监督的对象上,应当限于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对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刑事司法程序的行为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在监督的方式上,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审查权、发挥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的监督作用、以及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监督之诉的权力。     

德国合意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简

客观真实理念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部分让渡具有天然契合性,德国刑事诉讼合意制度的流变反映了合意程序在德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2009年5月修改通过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最引人瞩目的是该法第153条a款明文规定,允许程序参与者之间对刑事程序的结果及其处理达成合意,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补充和细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权利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并不是单纯的控辩关系,由于内部职能司法性、控诉性、监督性的多元配置,又由于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与监督职责,决定了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权利责无旁贷,并且应积极主动.在现实中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权利,应坚持实体对抗与程序合作、司法性权力与控诉性权力、整体职能与具体职能、自律与他律、法定与现实等五个统一.     

论行政调查取证行为之合法性控制——兼评上海市闵行区的所谓“钓鱼执法”案件

行政调查取证行为须受职权法定原则与比例原则之拘束。在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过程中,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可以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自由心证规则对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与证明效力判断,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杜绝诱导型调查行为的泛滥,我国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证据制度与政府财政制度的相关改革,构建遏制行政调查权力滥用的行政法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还是和谐统一 ,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终极追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的论述 ,提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指出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中的偏差并不等于该政策本身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视听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特点及审查

视听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特点及审查陈晓光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对我国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以下简称“修正后的《刑诉法》”），修正后的《刑诉法》第４２条规定将视听资料补充为证据的一种，这是新中国建立...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对其合法性的审查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对依法行政、独立行使司法权和有效利用司法资源，都有相当的危害性。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实现法治下各权力和谐运作的前提。     

《刑事诉讼法》若干重要问题的比较研究——基于公检法三家规范视野下的对比分析

保障报案人、举报人和控告人的安全是司法办案机关的法定义务,检察机关亦不得推脱,所以应当删去其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一百一十条中第六项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只要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就应当被认为是属于"其他非法方法"的刑讯逼供;界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应当结合刑期和数额两个标准;行政机关收集的非实物证据应当区别对待,纪检机构也不是刑诉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辩护人的意见、复杂的共同犯罪等情形不能成为适用简易程序例外的理由;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     

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省思

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中,判断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关键。只有明确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审查标准,才可以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参照。现有的行为审查标准或结果审查标准不能完全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目的,按照行为标准或结果标准审查违法行政行为可能不当减少行政机关的履职积极性,违反权力分工原则。在审视现有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时,应修正分段审查模式,确立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质性合法标准在内的综合性审查标准,确定审查要素,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限于组织体,审查依据应以法律法规为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辅。     

论行政复议中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复议是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复议机关往往更注重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对裁量性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不够重视,使现实中大量形式上合法实则内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得不到纠正,导致"案结事不了"。在行政复议中加强合理性审查,能够弥补司法审查对裁量性行政行为审查的不足,契合《行政复议法》的价值诉求,也适应了现实中解决行政争议的需要。合理性审查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和正当裁量原则。同时,对于合理性审查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若申请人不服该决定,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救济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申诉专员制度。     

革新我国海关权力体系的建议

海关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代表国家主权和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为保障行政的高效性，海关被赋予一定的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事实证明了海关这种复合型权力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如同其它权力一样，海关权力也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中，如何确立现代海关理念，促进海关运作的现代化、法制化，使全社会对海关及其行为有新的认同，这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海关建设亟须面对的问题。     

药品执法领域的行刑反向衔接

《药品管理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了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反向衔接机制,这是刑法谦抑原则的生动体现,也是规制金字塔理论的应用,更是基于违法阻却事由和法益衡量的考虑。在进行反向衔接时,需判断在药品安全领域,哪些情形构成“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这需考察《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一般规定,还需以药品行政法律规范及行政处理为基础,且需合理认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等不确定法律概念。行刑反向衔接审查时要审查是否有明确的行政处罚依据,有无适格的行政主管部门,涉案行为是否仍在追责期限内,涉案行为是否已被处罚或可不予处罚。应厘定药品行刑衔接反向移送程序,完整移交案卷材料和证据材料,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后续处理决定,进而推进行政规制治理与刑事司法治理的结合。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兼论《行政强制法(草案)》

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项制度为基本内涵的。行政强制是保证行政机关顺利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行使行政权的有力保障。由于没有统一立法,因而存在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权归属不明、缺少程序规范、裁执不分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行政强制法》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行政强制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为目的,规定了实施强制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和解原则、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救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