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两种对立领导理论的历史考察

“法治”与“人治”，既是两种对立的治国理论，也是两种对立的领导理论。作为领导理论和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单位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领导人的贤明。“法治论”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只是认为，国家...     

山东:建好乡镇 党委发挥“龙头”作用

村治在乡,村乱也在乡。这是山东省委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把乡镇党委建设好,发挥其在农村工作中的“龙头”作用。既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家长制”溯源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大一经的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着这块土地。小主产的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家国一理”:即用治家的办法治国,用治国的办法治家。这就是孔子说的“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宋代理学家程颐讲:“正家而天下治矣”,周子通说:“治天下观子家”。总之一句话,用当家长的那套经验办法当官从政。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十五”启迪未来

中国的“十五”发展,其奋进的脚步如动地惊雷,举世可闻;其创新的活力如火山喷发,莫之能御。与此同时,现实与目标的差距,也令一些自觉的历史担当者无法释怀,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而这些,已填满了“十五”历史的一页。一个尊重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的民族,才是一个理智的民族,才是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民族。波澜壮阔、奋发有为的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与逻辑北大核心

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思想的全新认识,是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有着积累演进的历史过程。“一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前提基础,“两个结合”是“一个结合”的拓展深化,两次结合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以认清和把握中国发展具体实际为立足点,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落脚点,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其实并非“绝招”

刘保忠使搜登站镇由乱到治发生“底朝天”变化，让人叫绝。但细细琢磨，他并没有什么“绝招”，他只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国家的方针政策，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应尽的职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率先进行改革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部分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少地方还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不容否认，当前“农业、农民、农村”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却愈来愈重；另一方面，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不但缺乏带领农民走向市场、发家致富的能力，而…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不加区别地混用。为纠正这一偏颇,仔细辨析这两个概念实有必要。“法制”(Legal sestem)指一国或一地区整个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礼记·月令篇》曾有“命有司,修法制”的说法,法家的著作中也提到“法制”一词。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制”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一种工具,说到底仅是“王制”而已。“法治”(Rule of law)则指依照法律治     

“舍己”与“正己”

“舍己”与“正己”之说出自《黄石公三略·下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意思是说，教育者如果把自己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而去教育别人，这种教育必然行不通，行不通就会导致教育结果的混乱。与此相反，只有先端正自己的言行而后去教育别人，才顺乎常理，教育才能收到良好效果，也才符合教育的规律。由此反思当代教育效果不明显，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与道德教育者多“舍己”、少“正己”有直接联系。道德教育不仅要使受教育者人耳、人脑，更要使其落实到日常生活行为中，逐渐…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四乱”怕法

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减轻农民负担时说，当务之急是要狠刹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不正之风。刹“四乱”，得民心。刹“四乱”靠什么？靠法。新年伊始，湖北天门市600多位农民办理了续聘1999年度私人律师的手续。律师受聘后，积极参与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帮助农民排解纠纷、签订合同。遇到“四乱”行为，农民说：“有事同我的律师说！”他们只得悻悻而去。“四乱”怕法，给人启迪。对“四乱”，政府也采取了不少的措施进行治理，但在一些地方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何在？其一，从治理对象看，“四乱”者大都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及其…     

对“文化热”的冷思考

从本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开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热，但在如何进行选择的思想和基本观点上，则众说纷纭，呼声较高的主要有“国粹论”、“新儒学”论、“西化论”等。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我们在考虑建立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时，最根本的就是要确认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而以时代性为主体这一基本原则。文化始终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的要求与特征。人类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时代文化。因此，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目标，不应以传统文化的标准为张本，而必须以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为其参照系。一切…     

更怕“头痛医脚”

人们常用“头痛医头,脚痛治脚”这句话,形容处理矛盾就事论事,停留于表面,不知掌握事物内在联系,治而不得其本。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头疼医脚”的现象,危害也许更大.     

兰州市开展“廉政风暴”行动重点整治机关“庸懒散慢乱”

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开展“效能风暴”行动后，兰州市迅速行动，打出一套“组合拳”，重点整治机关“庸、懒、散、慢、乱”，在全市掀起了一场以提质、提速、提效为核心的“效能风暴”行动。围绕提升执行力这一中心，突出行政审批电子监察、流程再造、绩效考核三项重点工作，深化“治庸、治懒、治散、治慢、治乱”五项整治，完善“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负责制、失职追究制、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全程代办制”新八项制度。     

“宦术文化”和“中饱政治”

林同济先生的名字,今人知道的恐怕不多了。但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岳麓书社前几年又将它与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合并出版。林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与官僚集团作了尖锐的剖析,今天读来仍令人耳目一新。 据林先生说,在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知识阶层经历了一个从“大夫士”到“士大夫”的转化,即两种人格的嬗变。大夫士者,类似于武士阶层,崇尚的是义(荣誉)、礼(荣誉之规),人格的训练建基于死的决心,即何时死、何地死、为何死、如何死,甚至“未知死,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国际国内实际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科学构想,它首先在香港问题上得到实现。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又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提供了新的内容。为实施“一国两制”而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法律,其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把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与授权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一部体现“一国两…     

传统政府行为“怪圈”再透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政府行为,在运作过程中一直受到一种“怪圈”的困扰,这就是“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在深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今天,重新认识一下这种“怪圈”,可以更好地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死就放”传统政府行为“怪圈”的起点是一个“死”字。所谓死,是指政府对于经济与社     

“书同文”,难易乎?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和经济上都有许多重大举措,文化上的“书同文”是促进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原六国文字统一起来,对尔后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昌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敢深说,当留给历史学家去深入研究和论证。最近,看到一则报导,在山东莱州云峰山发现了一块北魏时期的《郑文公下碑》的石碑,其中有20个简化汉字,如“隐、“聪”、“乱”、“属”等,与今天的规范简化汉字毫无二致。在万     

“超越论”评析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流行过一种论调,说近代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说这是少数共产党人对中国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胚胎强行人工流产的结果,是引起现今中国社会一切弊端的总根源,因此,中国要想振兴就必须重新“补资本主义课”。这种“超越论”观点,涉及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历史与现状.需要加以澄清和评析。从理论上说,“超越论”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