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土地制度便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围绕土地问题的争论才会持续地保持高热度。通过土地确权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和简单的"私有化逻辑"相反,农民要求的恰恰是现有的土地制度赋予的、但现实中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的土地权利。     

土地行政征收补偿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收范围也越来越大,许多农民因土地被征收而失去生活来源。虽然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政策来保护失地农民权利,但是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却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对策。     

从土地权到公民权

农民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如果农民的土地可以被政府或者其他社会集团随意调整、侵占、剥夺,他的权利就很难实现。最近,《土地管理法》修订引发热议。一个调子是,"重点要保护农民权益"。但在城市化、征地拆迁、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却利益受损的背景下,如何做才算、才能保护农民     

土地财政退出的关键——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

土地财政的逐渐退出,归根到底是使土地收益由原来的投资为中心向以民生为中心转型。其关键在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就像过去10多年城市住房产权界定催生一批城市中产阶层一样,在农村造就一个农村中产阶层。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财产保护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扩大新型城镇、强拆农民住宅、随意征收农民宅基地、肆意征占农民土地等损害农民财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要从建立健全农村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摒弃土地财政、改革国民财产分配体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性财产稳定增长机制等路径入手,稳步推进,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浅议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流转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升值加快,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关注,土地在流转中问题不断凸显。由于土地流转管理相关法规的滞后以及在现实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发社会问题并危害了广大村民的根本利益。本文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旨在为解决该问题进行探究,并且为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农民权益的实现路径

农作物种质资源作为我国重要的生物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对我国的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方式的特殊性和经济价值,催生了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产权化并赋予其相关主体法律权利的需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权利保护应当重视农民权益,回馈农民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中的贡献。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农民权益的实现路径,应当确定权利类型并分析权利属性,进而构建实现农民权益的分配机制。     

走农民合法维权之路

如果维权组织与有关部门的对话最终成为一种机制,则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最终也就获得了常规性的解决之道,从而杜绝农民集体抗争所带来的不确定的风险。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也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另外一个层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获得,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土地流转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核心,在现实过程中产生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虚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方式有限以及流转程序不规范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有效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对缓解"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帮助。     

农民权利的身份关怀

在我国农民依然是一种身份象征,究其原因在于文化根由和制度因素影响下的用身份定位农民以追求社会发展的国家策略所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身份形成的现实制度因素,基于这种户籍制度而形成的权利分配体制造成了农民权利的贫乏,同时也为农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了现实基础。社会发展经历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又在经历一个由契约向身份回归的过程,这使得基于农民身份为其提供倾斜性保护具有了合理性。     

土地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完整产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两处直接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准许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二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流转权能。针对土地改革究竟应该在现有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单纯地改革经营权、使用权等附加权利,还是直接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也随之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城镇化,谁来种地?

土地流转应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得损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益。但在实践中,何谓农民的意愿,却是个"模糊"的问题,并且可以操作成对农民意愿的违背,和对他们权益的损害。在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到"家庭农场"这一概念,并主推它的发展模式前,安徽的河镇已经"探索"多年。在城镇化背景中,"谁来种地",土地如何流转,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这些问题,日益逼近。放大到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社,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工业化背景下的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经营,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谁来养活“80后”农民?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8%的农民认为土地调整是合理和应该的;只有13%的农民认为"不应调整土地"。还有近半数农民虽然反对大面积调整,但可以进行"小调整"。对于农地调整的原因,农民最普遍的回答是"如果不调整土地,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地多人少,不公平"。     

是谁在吃掉这些土地

土地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正是因为有了土地,我们的生命才得以为继,我们的后代才能繁衍不止。如果要问,谁最重视土地,谁对土地最有感情?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农民。太阳没有升起便劳作在土地的是农民;夕阳西下,仍恋     

土地命运决定成渝试验区成败

成渝土地改革揭示了同一个基本问题:土地市场化走什么路径?是继续沿用国家征地制度;还是让农民以土地要素参与城市化,分享增值收益?成渝两地政府应该放远目光,在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土地储备起来,承接未来的产业转移。     

从多地试点看农村土地确权

到各地确权现场看一看,就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土地改革的基本诉求各不相同,他们要的可能不是舆论和一些学者所言说的那种"权利",他们要的恰恰是现有的土地制度赋予、但现实中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的土地权利。     

杜润生:土地制度是第一位重要的

曾经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资深经济学家杜润生日前撰文说,从中国政治、经济大局出发,为调动亿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亟需给农民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其中,土地制度是第一位重要的。中央规定,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使用权,现在应进一步给予法律保障,把从公有制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个经济     

农民社会权利的发展及其政治意蕴

社会权利的最新发展表明,当代中国农民的权利发展并没有遵循公民权利发展的经典序列;农民的社会权利也不是他们自下而上＂争来＂的,而是决策者自上而下＂给予＂的。这种被动实现的社会权利有助于强化中央的权威,但其对于基层社会的＂维稳＂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决策者应利用中央权威得到强化这一＂时间窗口＂,适时推动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从而...     

宅基地:建议使用999年

近几年,一些地方搞建设,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发生了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特别是造成无地、无业和无保障的“三无”农民近4000万。党中央对此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改革农村的土地管理制度。我们过去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了9000亿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又以土地低价格在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如果从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