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治理工具的信息优势及适用限度——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从信息权视角分析四个基层指标治理案例发现,指标治理是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它将复杂的政策目标与任务分解信息、监督检查的过程信息、结果激励环节的绩效信息等,转化为一系列标准化数值,实现目标任务信息向下准确传达、结果激励信息向上清晰反馈、监督检查信息简化,从而简化管理流程,从工具层面突破科层制的程序僵化、目标替代、激励不足等弊病。数字技术以强大的信息获取、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处理与信息连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指标治理工具在目标设置、结果激励、监督检查三个维度的信息效率,使管理者的信息权与控制权优势被空前强化,拓宽了指标治理工具的适用范围。但信息工具的指标治理有其适用限度,从工具意义上,可测性与可比性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从价值意义上,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应尊重基层自主权,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避免指标滥用伤害基层干部工作热情。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官僚规制模式,其参与主体是平等赋权的多元存在:食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充当网络核心与协调者、食品生产企业通过"PPP"实现积极参与、消费者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均为重要成员。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通过与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对比实现其独特性自在,并以信任、充分协商、信息共享及整合作为其运行机制,通过价值协同与协商互补的结合、信息共享与信息规范的结合、诱导动员与激励治理的结合实现治理工具方面的契约合作替代。     

法治化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检视(一)是否实现政府部门之间联动合作、信息共享由于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以及跨部门性,政府需要治理的社会事务不再仅归属于单一的行政部门,其可能跨越多个相关部门。若一个行政部门通过调查等手段获取的监管信息不主动或经请求不向其他部门公开,那么其他行政部门的监管工作必然无法有效地进行。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我国政府各部门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信息不通     

试论政府电子治理

狭义的“电子治理”的含义就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公共事务领域进行治理。狭义的电子治理主要指“政府电子治理”。政府电子治理的实施,其价值主要表现为:电子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改革的新突破;电子治理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发展工具;电子治理建设是引领社会全面变革的工程;电子治理将拉动内需、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在政府电子治理实施中要注意以下8个要点的贯彻:应用为本,建立管理体制,整合资源、避免重复,与时俱进、创新观念,遵循标准,注重信息安全,以人为本,引导市场介入。     

黑色经济治理的结构破缺

黑色经济被称为经济之癌,国家不惜动用法律和经济的两手对其进行治理,但收效甚微,经济之癌在猖狂扩散。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治理手段结构上存在着两个先天缺陷,即法律的公共物品特性和信息上的严重非对称性。     

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模型构建与治理思路

跨境电商产生的信息管理问题层出不穷,而元宇宙为解决跨境电商信息管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从技术维度与机制维度看,元宇宙与跨境电商信息管理具有较高的契合性。结合“信息场-信息生态链-信息生态圈-信息生态系统”逻辑,构建了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场、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链、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圈及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针对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的治理问题,提出了横向协同治理、纵向协同治理、内外协同治理和虚实协同治理的理念,认为应发挥政府主体的治理效用,尤其要加强政府在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构建及运行中的引导与监管作用,通过元宇宙技术规避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的权利失衡问题以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效用。     

电子治理: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本文在对电子治理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的基本要素,对电子治理对实现城市善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电子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治理的透明性、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成为信息社会城市善治的理想选择。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基于府际关系理论视角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属地治理模式遭遇瓶颈,跨域大气污染的府际协同治理势在必行。京津冀区域应围绕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形成伙伴型的横向府际关系,并通过权力让渡和移交,更好地发挥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作用,使其能独立高效地开展区内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伙伴关系的构建、府际利益的协调、法律法规的保障和治理信息的共享以构建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呼唤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公共安全走向智慧治理是提升其治理水平的必由之路。网络时代,公共安全智慧治理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提升公共安全决策科学性、有效预防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发生、提高公共安全危机实际处置效率三个方面。公共安全走向智慧治理,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打通信息和数据的共享通道,确保网络和数据系统的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虚假信息的现实风险与治理应对

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虚假信息以其编造主体的政治性、传播方式的宣传性、目标受众的明确性和影响效果的持续性特征，近年来已成为“假新闻”“计算宣传”和“认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意识形态、网络信息、社会秩序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形成了现实安全风险。治理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虚假信息，建议从治理观念、信息内容、计算宣传、认知塑造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以最大限度抵御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     

论市域治理中的疫情信息公开

市域政府的治理管控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防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包括疫情基本信息、疫情应对信息、疫情期间的民生信息等,可能会引发公众的隐私权和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协调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疫情防控既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又要保护隐私权。平衡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权益,隐私权需要适度的让步。应坚守疫情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规范疫情信息收集和公开的主体,完善疫情信息公开的立法,加强疫情信息公开的监督,以完善市域治理中的疫情防控信息公开。     

网络谣言的传播机理与治理创新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裂变式传播,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随着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格局的不断变化,谣言的治理呈现出不断翻新、不断复杂化的趋势。互联网时代的谣言治理,要在尊重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谣言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     

后精准扶贫时代农民的道德风险及其防控研究

后精准扶贫时代,农民的道德风险进一步显现,主要体现在贫困依赖、贬损性评价、贫困的过度消费、产业振兴中的道德风险等几个方面.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与趋利性、信息不对称、治理技术、道德规范等因素间的互动密切相关.防控道德风险,需要通过治理技术和道德规范来约束其因趋利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带来的增长势能,使之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状态....     

信访制度是否适应时代潮流

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国家治理信息的科层传递、央地传递,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扭曲的情况下,本身也必定被扭曲。解决信访制度缺陷的根本出路,在于建构健全的宪政民主制度,由此保证国家治理信息的通畅传递,为国家的善政—良治提供真实起点。     

信息披露与非营利组织失灵的治理

非营利组织的失灵是困扰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理论界对如何治理非营利组织的失灵做出了积极的探讨。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对非营利组织失灵的治理进行了探索,认为加强强制性信息披露、激发自愿性信息披露、完善非营利领域的产品市场、筹资市场、管理者市场,实现三者的联动将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失灵的治理。     

网络信息内容的类型化分析及法治进路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是优化网络生态的重要方面,其治理情境极具复杂性,而这亦使网络信息内容类型化分析变得必要。根据网络信息内容发布、传播等行为责任主体与涉及利益的不同,网络信息内容可分为平台公共性信息、平台涉私性内容、用户公共性表达与用户涉私性主张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内容虽具一定差异化特征,但对其治理仍需回归法治语境。因此,需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在推动实现治理规则建构的完善性与全面性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网络信息内容的特点,实施具有差异性的法治策略,进而推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法治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