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行为的伦理学审视

微博反腐越来越受到群众广泛的关注。微博反腐行为具有外在的开放性、高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内在的体现了人们对公平、正义和责任的伦理诉求，同时又暴露出其具有的伦理缺失，因而对于微博反腐行为，应当以理性的心态加以正确的引导。     

微博反腐的法治困境

微博在出现后的短短几年内便形成了新媒体时代的强大势力,而利用微博反腐也体现出异于传统反腐途径的生命力,并成效颇丰。同时这一全新的反腐形式由于法律规制的空白而乱象丛生,需要从现行法律规定和新立法中寻求出路,让微博反腐与传统的制度反腐接轨,在法律框架内规范有序进行。     

用制度遏制权力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再现反腐高潮,并有效推进了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特别是,以微博为主导的公众和公共舆论反腐成效显著. 但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现象,就必须把反腐从公共舆论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用民主的制度依法反腐.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社会民主的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表征.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既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基本标准,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和"结构性稳定"的重要保证.     

构建多元主体的治安治理模式

现阶段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客观条件和多样化的利益需求,我们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适应多元化社会治安需求的现代治安管理体系,构建涵盖各类社会治安主体的治安治理模式。"双重社会秩序"的核心是将社会秩序规则定义为自发秩序(内部规则)和人为秩序(外部规则)的集合。通过对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协调,构建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基本国情的多元化治安主体模式。     

论微博反腐的作用机理及制度完善

微博作为当前最为便捷、高效的沟通平台,在网络反腐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微博反腐属于民间反腐的一种新形式,其产生有赖于技术的发展和民众传媒意识的觉醒,从作用机理的角度分析,微博上曝光的反腐信息和线索首先要形成网络舆论压力,进而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最终导致官方反腐机构的介入。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的微博反腐也暴露出内容过于娱乐化、易形成道德审判、依赖官方机构的介入等问题,因此应当在完善基础制度建设、构建微博反腐平台等反腐制度建设上着手,更好地将被动的网络反腐与主动的官方反腐连接起来。     

浅谈哈耶克“自由的法律”

将内部规则界定为作为自由社会中自生自发秩序之基础的"自由的法律"并不是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最终结论,而只是其极为繁复的理论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这个结论的理解也只能建立在哈耶克宏观的理论框架之中。可以说,在这个框架下,"自由的法律"这一概念的得出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源头在于哈耶克对社会秩序的分类、对自由的界定及对自生自发秩序形成结构的理解。     

微博——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新阵地

微博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虽然微博问政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增加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以及推动政府决策优化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的微博反腐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资源动员理论研究的三个维度: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出发,分析微博反腐过程中微博舆论压力产生的发生机制。其中,资源动员与成员动员为微博反腐的实际运行提供了基础,框架动员是微博反腐动力产生的源泉,本文结合发生机制,建立微博反腐发生机制模型,并结合实际案例给出分析。     

检察微博与虚拟社会管理创新

网络虚拟社会的出现对现有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冲击,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社会管理活动负有监督职责。微博的出现为检察机关虚拟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全新平台,具体应用体现在密切检民关系、推进检务公开、涉检舆情控制和反腐情况收集等方面。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三十五):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法性证明

社会规则的产生,需进益于社会秩序。其进益的基本路径是社会规则自觉生成为主体的交往行为。这需要主体对社会规则这种制度事实及其功能具有明确的意向性。然而,一种规则,未必在所有人心目中都     

法治:创立和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和正义

社会稳定就是形成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各种社会活动有序进行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 ,各得其所 ,相安无事。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就必须事先对各种社会关系作出安排 ,事先设定人们的权力义务 ,设计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保证人们按规则行动。这正是法律的价值目标。原始社会的秩序是通过习惯、依靠道德和宗教自发形成的。国家出现以后 ,人们的利益多元化 ,因而只能依靠法律的作用自觉地创设并维护社会秩序。秩序意味着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势必会损害个人的一些利益。那么 ,这种个人利益损失限制在什么程度内才能…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宗教信仰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机制

农村社会治理是农村社会中多种元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宗教信仰总是与社会规则、社会秩序有着紧密的联系，农村社会治理中宗教信仰有巨大的存在空间，它是维系社会秩序、提高社会交往能力、提升公共道德的重要力量。社会治理中引入宗教信仰的力量，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使宗教信仰本身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是通过特有的宗教伦理来发生作用的，这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运作具有一致性，构成了农村宗教信仰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基础。     

社会秩序的价值之维及其取向

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国家、社会与个体的相互关系，内在蕴涵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团体、自由与秩序的价值维度。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来自国家赋予的权威与服从，同时也需要社会提供的信任与合作。人们往往以个人在团体中的秩序体验来评价社会秩序，个人与团体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映射于社会秩序本身。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在国家形态下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一种内在紧张。良好社会秩序的形塑，需要三对关系的合作共洽，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底限下达致自由秩序的形成，自由秩序也就是建立于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自控型秩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研究究竟是干什么的？它对我们组织生活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学者们闭门造车出来的，还是社会生活秩序建构的内在要求？本期刊出的李学兰君的文章《从功能与意义视角看民间法研究》，借助对近些年来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学术梳理，阐述了学界对民间法研究之意义和功能的看法。作者把研究的触角置于在民间法和国家法二元存在的秩序构造背景下，学者们对民间法研究的不同态度：站在国家法立场研究民间法的学者，自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法对民间法的认可上了。其结果还是强调在国家法统领下的民间法。相关的秩序模型也就可想而知——社会秩序的构造仍然只能是在国家法许可范围内的产物。可以用当年我们习用的筐和鸟的关系作比喻：国家法是个“筐”，“民间法”只是“筐”内的“鸟”。而站在社会秩序自生自发构造的立场上，则民间法自身就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社会秩序形成模式，不论国家法授权与否，一个特定的社区往往以其固有的民间规则来构造其秩序。     

社会转型、社会失序与腐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变迁导致社会失序,而社会失序下的权力失控是腐败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反腐倡廉建设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从道德秩序、市场秩序、法治秩序三个层面对社会秩序进行重建,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清正廉洁的目的。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一般称为违警罚法，它是各国保障其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工具。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使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以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时有法可依，对促进社会和谐、雏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维护治安秩序，需要多种手段，不单是处罚。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治安案件。只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行政管束、调解治安纠纷、量罚趋向轻缓，就能够体现立法宗旨，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法机能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应积极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在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该冲突体现为自由与秩序的二律背反,其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之问的对立.在和谐社会视野中,当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选择自由保障机能.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构建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反腐事业的新形式,是网络社会监督权力的新模式,在反腐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的兴起有其内部发展动力,并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合理性,深受广大网民及政府的青睐。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偶然性、娱乐性等不足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发展,给国家、社会、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其优势迫在眉睫。网络反腐制度化、规范化,即通过确定网络反腐主体、搭建网络反腐平台、明确网络反腐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将网络反腐效能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