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反唐：都是玩笑惹的祸

李渊取得天下的速度,让人瞠目。当上皇帝,就有点飘飘然,就要吹牛,要显摆,不然还不把人憋死。可是,在一般臣下面前显摆,有失风度。所以,最好的显摆对象,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董其昌被抄家：都是富二代惹的祸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松江（今上海松江）的繁华地段水泄不通,成千上万的百姓团团围住几处大宅院,群情激愤。被围的宅院门前,站着上百个手持棍棒的高大汉子,与人们对峙,空气中充斥着火药味。僵局维持了没多久,围观群众中有人爬到了房顶,     

都是特尼特惹的祸吗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最近霉运缠身。这个世界最大秘密机构的掌门人,因为没有从布什的国情咨文中删除“伊拉克试图从非洲购买铀”的不实指控,而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     

董卓之死：都是“维稳”惹的祸

董卓为西凉军人出身,长期驻守西部边区,社会背景相对简单,由此形成了暴躁和单纯的性格,但长期以来备受冷落,一直没有机会到中央发展,后受大将军何进密诏进京“共商国是”。到京后,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机缘巧合,使得董卓进入权力中枢。     

都是“体制”惹的祸?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负面问题,许多时论在分析原因时都愿意将其归结为“体制”上的缺失或是制度上的原因。诚然,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中之重,由于体制原因也确实在某些领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体制”是“万恶”之源呢?是否应在叹息的同时再找一找主观和主体的因素呢?不要一提职能机关重视不够就是“体制”障碍;一提腐败问题就是制度安排;也不要因为一些个别的因素而一味地给“体制”泼脏水。普通的一些腐败案件虽然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我们不必敏感地非要和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     

医改:都是市场惹的祸吗

“市场化”是否是医疗改革“不成功”的罪魁祸首?医疗改革的方向是否应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两个问题成为目前有关医改的争论焦点。     

张衡:科学家注定是孤独的

张衡是中国人众所周知的大科学家,《后汉书》中单独为他做了列传。这对于学者而言是非常难得的荣誉,东汉二百年,能单独作传的学者不过马融、蔡邕、班固寥寥数人而已。     

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减少了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吗?——来自省级官员的证据

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对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文献通常认为,由于教育对官员晋升没有直接帮助,干部管理体制下的地方官员会忽视教育支出,却未提供严格经验证据。本文基于1995—2008年的省级数据发现,省长的任期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与教育支出比重负相关;中央的任命、轮转和兼职等集权措施也使得来自中央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高于他人;来自本地的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低于他人;我们没有发现干部管理体制减少教育支出的证据。这些结果表明,干部管理体制总体上有利于增加教育支出。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并限制了地方在教育支出上的自主权,从而改变了地方官员固有的忽视教育的偏好,使得他们重视教育。本文还显示,省级官员尤其是省长有能力干涉地方的财政支出过程。     

跳出激励视角：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经验观察与逻辑审视

地方干部空间流动是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一项干部管理制度和实践。从结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空间—职务”的二维分析框架,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对2012—2022年担任省级党委常委的干部经历的跨省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干部空间流动在空间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固定和主要的流动方向,而是在职务上存在清晰可辨的流动规律,即担任的职务越高,越有可能发生空间流动,但所能流向的职务越少。究其原因,前者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幅员辽阔和同级行政区划的数量众多,而后者则主要受制于现代科层制的结构和功能。为进一步提升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制度效能,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即继续扩大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空间选择范围、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空间流动与空间不流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不断提高地方干部空间流动的制度化水平。     

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西方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是社会福利惹的祸吗?——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

与人们常说的西方民主选举体制下的福利许诺推高政府赤字不同,经验分析揭示,西方民主体制对福利体系的贡献能力正在下滑,社会福利并非高赤字形成的关键。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解放*弱化了西方国家的财税和再分配能力,这与自由化政策影响下持续扩大的社会分化以及民众日益上升的福利保障需求形成了一对深刻矛盾。高赤字与债务危机的形成,本质上是放纵的市场经济、全面金融解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政策的结果。     

安禄山之死：都是那个肚子闹的

安禄山患有严重的肥胖症,导致日常行动十分不便,平时走路得有人在两边扶着。最最麻烦的是系裤腰带,得要两人先抬起他肥硕的大肚子,然后再一人用头顶起他肚了上的一大坨肉,双手再飞快地帮他系上裤腰带。     

陈鹏年：官场异类的“幸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五下江南。两江总督阿山接到朝廷的公文后,在南京召开了厅级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在会上,阿山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区干部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全力为皇帝的此次南巡保好驾、护好航。为了让皇帝能够更好地视察工作,阿山要求两江各地区要增加地方税收。此言一出,干部们纷纷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