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人格问题初探——兼评人格刑法学

人格刑法学克服了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过于强调行为或行为人的缺陷,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将行为和行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立足于对人格的研究,主张考察犯罪时,将行为人的行为置于首位,同时对行为背后的人格予以关注。将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结合为人格责任,以此作为刑罚适用的依据。人格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决定其在定罪量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格作为出罪的依据并不是否定人身危险性作为出罪依据,而是扩大出罪的影响因素,把人身危险性中所没有而人格中所包含的因素考虑进去。在量刑中,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     

刑法中的身份问题研究

在刑法的视野中，身份不仅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刑法内涵，它是影响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国家职能的实现与公民人权的保障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一直是中外刑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刑法理论界，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者对刑法中身份的相关问题研究颇为深入，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检视

性贿赂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局限于我国刑法立法,司法实践中依据贿赂的不同情形,将性贿赂行为以受贿罪、相关犯罪的酌定从重量刑情节、渎职犯罪进行刑法制裁,存有一定的缺陷。基于性贿赂行为的性质以及有效惩治性贿赂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扩大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确立"数额加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模式。     

刑法中的止害损失研究

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止害损失的处理,存在着因司法解释性规定的内容各行其是、明确性和操作性不强等而造成的混乱现象。止害损失由犯罪行为引发,理应纳入定罪量刑要素予以考量,但在适用中亦存在诸多问题,如行为人对于止害损失的非可控性使得其可责性和非难性易受到质疑,止害损失的非确定性与犯罪危害后果明确性的要求存在冲突,止害损失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将不同层次止害损失进行定罪量刑上的同等处置有失公平。对于止害损失的司法处理,应以法益保护和权利保障兼顾为导向,确立止害损失的间接经济损失排除原则,止害损失的数额鉴定、非重复性评价、适当性评判等认定合理性原则以及行为人对止害损失的认识可能性原则。     

盗窃罪若干新型问题研究

目前在我国盗窃罪法律适用中出现了若干新型问题。对数额巨大盗窃财物未遂的行为,量刑时应当选择盗窃既遂数额较大所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考虑未遂情节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盗窃累犯及主犯,一般不予加重处罚;对于同居者之间一方窃取另一方财物的行为,应当区别同居者之间的财物所有权归属情况和同居行为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对于秘密取回本人被行政机关扣押财物的行为,只有在行为人向行政机关主张财物权利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他情况下不应认定犯罪。     

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及其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关于刑法中精神病的含义、刑法单独规定问歇性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认定。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这种现状无疑直接影响了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正确认定和处理．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     

“性贿赂”入罪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权色交易现象渐有猖獗蔓延之势,正日益严重地腐蚀着国家的机体并毒害着社会的风气。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性贿赂的治罪条款。刑法仅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也即物质性利益,而对以非物质利益的行贿与受贿留下了刑罚的死角,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论刑法中的身份

刑法将许多犯罪规定为身份犯，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这些犯罪。有些身份在刑法中具有定罪作用，这种身份叫做定罪身份。除此之外，有些身份还具有量刑作用，这种身份叫做量刑身份。所以，我们将刑法中所规定的行为人所具有的对定罪量刑有一定影响的特定的个人要素叫做刑法中的身份。有些国家的刑法中还规定某些犯罪只有特定的单位才可以构成，因此，单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身份，也有研究之必要。     

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许多犯罪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性质上分析，犯罪数额可分为起定罪作用的犯罪数额和起量刑作用的犯罪数额，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应结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精神病人侵权责任比较法上的考察

《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也引发了如何公平分担精神病人、受害人、监护人甚至社会公众责任的讨论。本文着重介绍世界各国有关精神病人侵权案件的处理,以期对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照。     

刑法因果关系之性质及认定

因果关系是某种先行事实与后行事实之间的原因、结果的关系，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经验的现象的关系，因此，因果关系并非价值的／法律的因果关系，而是论理的无价值的认识概念。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     

酒驾肇事的定罪量刑及其刑法完善

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几起重大交通事件,无不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对几起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看似相同的交通事故,判决却截然不同,有的定刑为交通肇事罪,有的则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同时也引起了众多民众不同的呼声和疑问。借此,笔者认为急需通过增加过渡罪名对酒驾肇事进行立法完善。     

德日刑法中的责任理论及对我国量刑的启示

德日刑法的责任理论发端于责任概念,历经百年已成为大陆法系刑法的基本原则。责任主义在量刑中具有刑罚限定机能、刑罚均衡机能。责任主义不但被德日《刑法》规定为基本原则,还被《宪法》规定为基本原则。其量刑司法活动通过责任刑(点理论或幅理论)限制目的刑,否定了将人作为工具威慑他人的正当性,并得到大量判例的支撑。我国量刑理论具有滞后性,给实践带来的问题包括:各地《量刑实施细则》不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目的刑随意突破责任刑上限的状况较为常见;司法解释违背责任主义。建议在我国刑法中规定责任主义与责任刑、发布量刑情节分类指导规范、在审判中贯彻责任主义。     

自首中“主要犯罪事实”认定问题研究

所谓主要犯罪事实,是指对行为人定罪量刑产生影响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其对于认定自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如何把握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司法实践中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各地区的做法也不统一。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对主要犯罪事实认定的观点进行判定,对此问题进行一定实务分析。     

论我国精神病人刑事责任问题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关于该制度的规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有别于非精神病人,该制度的设计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实践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理论和实践操作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需要从制度、工具和文化三个层面解决。     

量刑情节基本问题探析

量刑情节的基本问题历来是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本文简要的阐述了量刑情节的基本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相关问题研究

受“有病无罪”观念的错误影响,长期以来法学领域很少开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研究,致使形成“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司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的变迁,以此为参照,发表了对精神病人犯罪研究的一些看法。     

量刑重复评价相关问题研究

在量刑时，定罪情节的功能在于确定量刑起点，非典型的量刑情节的功能在于调节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而典型的量刑情节的功能在于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对同一犯罪事实，不仅要在定罪时评价，也要在量刑时评价，这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此，在存在非常规犯罪构成事实的案件、存在罪数选择的案件、存疑案件等案件中尤其应予以注意。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相关问题研究

受“有病无罪”观念的错误影响,长期以来法学领域很少开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研究,致使形成“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司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的变迁,以此为参照,发表了对精神病人犯罪研究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