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高和承认,投票权和话语权大幅提升,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加强自身影响力的挑战,中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如何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变为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治理是一个过程,话语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他主要环节还包括制度的功能设定、治理规范的内容以及国际组织的内部治理改革等,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中国既需要考虑权力变化所带来的话语权的增加,同时也要思考制度功能、规范和组织治理结构等要素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性。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提高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思考

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命题。中国要维护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根本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和基本理念,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组织结构中增强话语权并开拓新的组织和话语空间,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增强国际事务话语权,就要完成从全球治理的融入者角色向建设者和构建者角色的转换。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结合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变化而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发展的最新利益诉求。中国持续性发展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安排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出更大的声音,具有恰当的话语权。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有其独特的现实背景、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不足以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危机,主要西方国家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退,而应对疫情的中国模式成效显著。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应该团结互助,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倡导向疫情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议题中的处境,提高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参与度,也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

主场外交是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民主赤字、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来促进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增强了自身的战略能力,促进大国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西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我国的外交对策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是全球治理兴起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治理不可逆转.全球治理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利弊兼有.应正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辩证地做出对策,坚持中国尺度,全球视野,积极有度地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和多边外交,合理规避各种风险,争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治理问题尤为重要,而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和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其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必要性持续凸显。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依据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展开;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新变化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机遇。未来,中国可从巩固存量,全面参与治理;变革增量,完善组织机制;创新理念,夯实理论基础三方面入手,克服目前参与不全面、机制创设能力不足、理念基础薄弱问题,走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道路。     

“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异同,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一、两者都是对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当代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反应,并且都否定强权政治;二、"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融入当代国际体系、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际事务新理念,同时也与"全球治理"有一定的契合;三、由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理论,又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且强调传统中华文化的"和为贵"的理念,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四、"建设和谐世界"比"全球治理"理念更具包容性,因此建设和谐世界不仅能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能超越全球治理。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及行动层面不断发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发展和安全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治理与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不平衡、机制协同不到位、行动配合不充分。中国需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可从以下路径入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平衡议题设置；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治理机制间协调互补；优化治理思维，推进互动治理和联动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海洋战略形势正发生深刻变革,海洋地缘战略竞争不断加剧,海洋"公地悲剧"日益严峻,在此形势下,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构建海洋安全共同体、海洋发展共同体和海洋责任共同体三方面要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为解决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中面临国际认知赤字、海洋二元秩序障碍、海洋地缘战略争夺阻力等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应着力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制度化建设,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了三类平行非正式集团,分别是西方大国主导的非正式集团,如G8和G8＋5,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的非正式集团,如G20,以及新兴大国内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如IBSA和BR ICs等。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的涌现,反映了全球权力转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庞杂、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的制度创新,也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集团身份参与、改进全球治理的重要进程。在可见的未来,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将共存、共处,并与正式国际组织一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逻辑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困扰着世界。全球治理赤字主要源于现有治理范式的困境,建立在工具理性和霸权护持基础上的旧范式使得全球治理呈现效果不彰的状态。新兴国家逐渐走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将有助于全球治理范式的变革并为新型全球治理的路径探索注入活力。中国是全球治理转型中的重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指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需要坚持"全球共生主义"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双重推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样板。"一带一路"将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和机制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层面助力新型全球治理的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将为全球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