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拷讯的法律限度

拷讯,又称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中国古代拷讯的主体呈现出广泛性,具有审判权的主体也就具有了拷讯的权力。拷讯对象包括人犯、告人和证人。拷讯的启动包括以刑讯替代刑罚和法定必须刑讯的绝对启动,以及必须因为拒不供认、合理怀疑或连署审批的相对启动。拷讯的实施限度有:时间限度、刑具限度、次数限度和执行人限度。拷讯的终结指的是拷掠的停止,其原因为拷讯实现了预期目的,或者拷讯因为被刑讯人死亡、大赦、无罪、"赃状露验"或"限满"而没有继续的必要性。拷讯的责任体系包括绝对及相对的无责任;以及因为拷掠致死、锻炼成狱或违制拷掠而产生的相应责任。     

口供主义与刑讯取证

刑讯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属于"合法伤害权"的一部分.合法伤害权是拥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在自由裁量的空间之内,动用国家机器合法地对目标造成伤害.在探讨了刑讯盛行的制度原因和刑讯者的心理动因后,可以发现要祛除刑讯应当建立严密的制度并从消除刑讯者的心理动因着手.同时,遏制刑讯还需要寻求获取口供的理性可替代方法.     

刑讯存废与口供地位关系论——对清末民初限制与废止刑讯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诉讼中对口供的重视导致了刑讯的长期存在。清末修律前后,刑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口供裁判主义并没有被证据裁判主义所取代,因而这一时期废止刑讯的条件尚未成熟。民初的立法正式确立了证据裁判主义,刑讯在立法上被废止,但由于传统司法习惯的影响及法制的不统一,刑讯名虽废而实犹存。     

论恐怖主义犯罪口供证据的适用与排除

基于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极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组织的高度严密性特点和避免恐怖犯罪发生的紧迫性要求,司法机关对侦查人员通过酷刑等非法手段逼取口供的行为通常持默许的态度,但由此获取的口供证据之适用与排除问题却不应当忽视。应当以基本人权为底线划界,以权利克减为基本方法,在理念和功利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采用酷刑逼取的恐怖犯罪口供仍应当被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的恐怖犯罪口供一般不宜排除,这些方法与正常的讯问策略、技巧没有严格的界限。"营救式讯问"获取的口供原则上也应当排除。随着法官心证能力的提升、技术侦查的进步及恐怖犯罪嫌疑人权利克减合理的设定等诸多方面的完善,应当渐次削减对口供证据的路径依赖。     

浅析变相肉刑

变相肉刑是刑讯逼供的行为方式之一，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变相肉刑是一个不真的事实，严重阻碍我国刑事法制文明建设。变相肉刑与肉刑两者并不存在实质区别，都是构成刑讯逼供罪的行为方式，都是对受刑讯者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司法解释应当详尽列举变相肉刑的各种情形；应当废除司法解释中变相肉刑构成犯罪的结果条件；应当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应当实行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毒品案件中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及运用

毒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类言词证据的收集,既要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更不能片面地理解“零口供”,只有全面的掌握案件事实,运用辩证的逻辑推理,才能使言词证据成为认定毒品案件的可靠手段。即: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全面收集证人证言;对查获的毒品交专门机构做出定性鉴定结论;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讯问中忽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原因与对策

在侦查讯问中 ,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其主要原因是讯问人员办案价值目标发生偏差 ,盲目相信取得的证据材料 ,不能正确对待口供的复杂性 ,以及对口供怠于查证等。要切实改变这一观念和做法 ,讯问人员必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刑诉原则 ,增强对口供查证意识 ,提高讯问水平和查证能力 ,强化合法取证意识等。     

论职侦案件询问初查对象及其合理规制

询问初查对象与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所区别．具体体现在是否具有强制性、适用的程序规则以及被调查人的身份和权利。部分检察机关通过询问初查对象即获取了被调查人的口供，并存在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自由的现象，其询问活动也没有按照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进行。为了询问而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自由超过二十四小时属于非法羁押，通过初查询问规避法律限制性规定，则会架空《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规制。应当明确侦查机关可以传唤初查对象到案接受询问，但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询问初查对象所获材料不能作为被告人供述使用．如果询问初查对象过程中存在应当排除所获供述的非法取供行为．侦查机关之后讯问所获得的口供也应当排除。     

浅谈讯问谋略与非法讯问的界限

讯问谋略是侦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诉讼技巧,有助于获取口供这种重要的证据。它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智谋性和策略性特征。由于"谋略"天然带有威胁、引诱、欺骗的成分,且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讯问谋略的界限,因此讯问谋略很容易演变成非法讯问。新《刑事诉讼法》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取的口供,因此,应正确厘清讯问谋略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进行的非法讯问的界限。要防止讯问谋略演变为非法讯问的措施,应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明确排除威胁、引诱、欺骗方式获取的口供,严格执行并完善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制度,加大对违法方式取证的侦查人员的惩罚。     

论口供的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证据补强规则之一种,是指当案件主要依照口供定案的时候,法律要求必须以其它证据补充口供的证明力。口供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确保口供的真实性以及防止刑讯逼供。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于证据补强的规定,但是缺乏操作性的规定。应当从被补强口供的性质、补强证据的性质、补强的范围与程度、错误补强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来进一步加以细化。     

社会变迁中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的嬗变

改革开放初期被我国政府明令禁止和取缔的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现代娱乐业的萌芽。它从被禁止与取缔的夹缝中走出来．逐步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娱乐业，在这一发展变化的历程中，蕴含着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的转变轨迹。从娱乐场所管理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外模式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我国娱乐场所治安管理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轨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由“禁止与取缔模式”转为“放开与管制并行”模式．既而又走向“动态监管模式”。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转变之后，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理念也应当随之转变。现阶段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重点应当是娱乐场所开业后的动态治安监督管理。     

从变与不变中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在名称、结构、总则、罚则、程序等方面都作了修改和完善,使得其结构更加严谨、层次更加分明,具体操作性更强,体现了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精神。     

自由的伸张与角色的转变——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说起

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相比,<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表现出两大重要变化,其一是自由理念得到了伸张,新<办法>一改从前漠视人身自由的做法,突出强调了对人身自由,尤其是行动自由的保护;其二是行政机关在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方面角色的转变,由从前的强制性权利行使者转变成主要依靠行政指导和福利措施的管理者.这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对国民的自由意识和行政机关执法工作产生巨大影响.     

论姓名变更权的法律保护

姓名变更权是我国公民的重要民事权利之一,且已获得民事基本法的立法确认。目前,各地户口登记机关对公民变更姓名设置了诸多不合理限制,实质否定了公民的这项权利。为了保障公民合理行使姓名变更权,应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立法,对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应予限制或禁止公民更名的情况作出明文规定,在其余情况下,公民申请改名的,一般应予准许。     

警务交际与态度改变理论

警务交际是警察在执行警务的过程中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行为。成功的警务交际有助于塑造警察的良好形象 ,改善警民关系 ,提高队伍的战斗力。警务交际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意识问题 ,诸如 :警务交际中处理态度和行为的关系 ;警威顺从的利弊观 ;警察态度的外控技巧等 ,需要我们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改变理论加以分析研究 ,提出合理化建议 ,促使警察成功地实现警务交际。     

关于资源资本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市场化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转化为资本或曰资源的资本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和加大资源资本化的进程和力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和效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     

中美关系的格局在变

随着近些年来中美双方合作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宽,中美关系的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是越来越具有相互依存格局、利益合作格局和对话格局的特征。     

演化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挑战与前景

伴随市场转型而出现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的分化,使当下中国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两种基本的矛盾形式——官民矛盾与劳资冲突对既有的利益协调机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造成局部领域的失序状态,而且也使“维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各级政府从公共政策领域和政府过程优化两个维度做出回应,力图建构一种...     

更新教育理念 改革高职教育教学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教育市场将进一步开放。高职教育要想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转变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建立适应入世规则的高职教育运行机制。     

论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