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机制中政治安全的内涵及支柱作用探析

在中国和湄公河五国的共同努力下,澜湄合作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明确把政治安全作为三大合作支柱之首。作为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导向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政治安全重要性的凸显无疑是澜湄合作机制中的一大亮点。正确理解其政治安全的内涵,需要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范畴进行解读。同时,政治安全支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各成员国都不是被动接受这一支柱,而是由于共同的需要达成了共识。在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继续推进澜湄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把握政治安全在其中所起的支柱性作用,努力为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实现地区合作共赢创立良好环境。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国际法问题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东南亚的一个次区域,连接6个国家。在东盟推进合作的行动中,该区域成为了重要的目标和对象。有关该区域水资源的共享、开发、利用和保护等规则须依托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而形成。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分析了国际水道共享中的有关问题,明确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基本法律规则和原则。     

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正>澜湄合作六年以来,中国与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五国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提升民众福祉,共抗疫情冲击,不仅为促进南南合作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有力促进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随着澜湄合作步入“金色五年”新阶段,如何在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守正创新,进一步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已成为澜湄合作各方所关切的重要议题。     

打造“后疫情时代”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国际合作新模式

中国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国际合作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历史源远流长,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及国家间刑事司法制度差异等的影响,尤其受近期新冠疫情的全方位辐射,区域国际合作实践问题凸显。文章旨在通过对“后疫情时代”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禁毒合作的现状评估,客观分析当前合作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打造针对次区域国际禁毒合作新模式提出的相关构想。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落户昆明的实践探索

大力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不但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更能推动东道主城市全方位发展.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作为澜湄流域第一个执法安全类政府间国际组织落户昆明,可从多方面助力云南发展.针对当前地方政府对国际组织总部管理经验不足和服务保障滞后等制约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论次区域合作执行机制的构建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设目标是,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先行先试的自由贸易区。但是,在次区域的法律框架内,没有执行机制,呈现制度性体制性缺陷。执行机制是次区域各国实现合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没有具体和制度性的执行机制,势必影响次区域合作目标的顺利实现。弥补体制性缺陷,构建简便、灵活、有效、易于操作的初级执行机制,逐步推动初级执行机制的成熟并向正式机制的过渡,是现实条件约束下的最佳选择。     

政治、行政与技术视角下跨国水环境保护——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跨国水环境保护利用不仅涉及水环境保护,还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困难。文章从政治、行政和技术视角出发考察跨国水环境保护,分析澜沧江-湄公河水环境保护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并尝试建立促进澜湄合作的多维对话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     

河流法律人格在澜湄合作跨界水资源治理中的适用

赋予河流法律人格主要来源于民法的法律人格理论、环境伦理学的生态中心主义以及监护制度中的国家亲权理论。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相关实践，其中以新西兰所创设的河流治理模式最为完善。河流法律人格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内涵上有着一致性，这也使得河流法律人格具备广泛适用的可能。水资源治理是澜湄合作优先领域之一，河流法律人格有利于平衡沿岸国在水资源治理上的冲突，通过承认并保护流域各国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赋予澜湄合作机制以法律人格、扩大参与治理的主体、明确河流的核心利益和人类的义务，可以为澜湄合作水资源治理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     

论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现状及广西参与合作的意义

澜沦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十余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就成,次区域各国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交通设施、能源与水力、投资与贸易等等方面开展了开发合作.广西以其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将在我国参与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推进中泰两国“在绿色循环中相遇美好”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2016年3月23日,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六方一致同意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确定了“3+5”合作框架,即坚持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协调发展,优先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领域开展合作。澜湄合作由水资源方面的合作而起,又拓展到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应对疫情等方面,体现了澜湄合作的宽度与广度;同时,澜湄合作在数字经济、     

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应对

湄公河案件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举行了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先后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正式提出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这两份国际法律文件无论在各国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定。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安排

随着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启动,东亚国家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东亚合作机制被称为10 3合作机制,它包括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这三国的首脑会议、中日韩三国合作、东亚13国的各种部长级会议、湄公河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边合作安排、以及第二轨道的活动。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展合作的平台。东亚合作的日益深化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提升,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反恐合作的诉求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既是反恐的平台,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司法、外交关系发展的载体。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聚集一堂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成员国——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大业尚未完成,两国带着各自的诉求走进了该组织,从两国开展反恐合作的初衷、目的看,推进两国警务部门的务实合作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其中,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诉求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能源的安全,边境秩序的维护与违法犯罪的刑事打击;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诉求主要是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     

上海合作组织内能源合作的法律基础研究——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为视角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构建能源合作法律机制,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既包括各成员国关于石油天然气能源的法律,又包括各成员国间双边的能源合作法律协议,还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法律机制。从国际组织法的角度,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为视角,对上海合作组织内能源合作的法律基础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

东亚合作目前面临两个突出的、需要在认识上超越的问题:一是如何超越东亚的巨大差异性,从而形成各国对于东亚合作之共同利益的集体认知;二是如何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从而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安全观和构筑东亚新型国际关系结构。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认为全球化推动下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东亚合作的历史动力,合作安全是实现东亚和平与繁荣的根本途径和保障,而文化因素对东亚合作具有独特作用。     

拓展国际警务合作新领域的探讨

国际警务合作是跨国界的执法活动,我国应当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运用国际侦查协作、简易引渡等国际警务合作手段,全力拓展中国公安机关与国外司法机关合作的新领域,形成一个广泛的警务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境外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理念、实践与实现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2015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商务部颁发《支持境外合作区发展的意见》,有力推动了中国境外合作区发展并逐步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主要实现形式。境外合作区发展能否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本文系统分析境外合作区建设进展、成果与问题,提出境外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建议。     

政府、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困境及趋势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存在的逻辑起点,但是公共事务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对这种传统模式形成了挑战,合作供给成为了一种现实选择。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既有历史基础的沉淀、理论基础的夯实,也有国际经验的充实和技术力量的支撑,这样的选择逻辑为两者的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是通过对两者合作现状的评估,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面临着目标一致困境、监督困境和能力困境,应寻求两者合作的新模式,对其困境进行化解。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     

发挥《曼谷协定》潜力促进亚太区域合作

<曼谷协定>,作为亚洲最古老的区域贸易协议,与其他区域贸易协议相比,成员国内部贸易发展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后,使之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增加了该协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使该协定重现生机和活力.目前,成员国也以中国的加入为契机,发起了振兴<曼谷协定>的运动.随着亚洲地区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议持续增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曼谷协定>要想发挥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应有的潜力与作用, 关键问题是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为此必须进一步吸纳新成员、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深化关税减让、拓展合作领域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