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研究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作为现代科技文明的典型场域,其影响力和作用力与日俱增,网络空间治理将倒逼产生更科学的行政决策、更便捷的行政服务、更高效的行政效能等。未来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将成为判断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它对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工具等产生了巨大冲击,新问题、新矛盾也接踵而至,主要表现在:网络空间治理的转型一直落后于数据技术边界的拓展;网络空间治理理念的前瞻性不足、网络空间治理的实体规制体系不健全;网络空间治理的司法控制面临困境。作为社会治理前沿地带,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亟须呼应当前网络空间对先进科技应用、网络秩序维护、多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价值需求。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草根力量以维护其利益为目的,运用网络技术组织的抗争性集体行动。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空间兴起是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结果,也是网络时代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政治动员、网络舆论批评监督、网络政治参与,它有利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优化,也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政治秩序稳定带来极大的难题。因此,对网络空间草根政治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原则,引导与规制并举,现实政治与虚拟空间治理并重,使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非颠覆性力量。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论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存在的正当性、影响因素与治理策略

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存在是否具有正当性,是一个存在着激烈争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不管在物理空间还是在网络空间,只要在一个国家内部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国家职能没有消亡,国家主权就不会消亡;而在国家外部,只要仍然存在着利益纷争和分歧,作为争取国家根本利益最高权威的国家主权就不会消失。这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见,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存在具有历史性、客观性、必然性和正当性。从网络治理角度来说,只有确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存在的正当性,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对网络虚拟社群进行规范、约束、纠治等的权威性治理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在当前,影响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存在正当性的主要因素是网络虚拟社群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其结果是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剥蚀和聚合的双重作用。对其积极的聚合作用,应充分加以引导和利用;但对其消极的剥蚀作用,应采取合宜策略进行治理。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秩序重构与合作共治: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迅速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在为公民提供网上参政渠道的同时,由于制度构建滞后等因素导致了网络空间失序、非传统安全生长的问题。而政府在单边维稳思维的指导下,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往往表现出非常态的权力介入和渗透。于是,在实现秩序刚性稳定的同时,却抑制了社会活力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因此,在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当调整网络治理战略和目标,推进制度创新和秩序重构,由单边治理转向合作共治,充分拓展网络空间治理的效益,扩大公民有序网络参与,才能有效利用网络空间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和谐。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建构困境与提升路径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在网络这一新的空间场域中，网民个人以及网络虚拟群体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网络空间的形成有力拓展了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维度，其特定的话语传播方式为价值认同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网络空间政治情感传递加速了政治认同的生成，多渠道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然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也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动摇政治认同根基、浅表性思维方式弱化网民理性政治认知、认同主体的圈层化加剧政治认同的分化、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影响政治认同的效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应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与道德素养，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建设，从而凝聚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民众的向心力。     

论网络空间草根民主与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的互逆作用及其治理

在当今网络传播环境下,媒介权力的作用方向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由以往的政治统治集团及其机构垄断的"权威主导"逐渐向普通民众参与传播的"草根主导"方向逆转。这一变化表明:网络空间草根民主和草根民主化趋势正在形成并不断发展。这对现代政治体系运行,尤其是对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手段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网络空间中,草根民众的网络造势与政府回应具有互逆作用,即:网络民众通过网络言论造势而给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并迫使政府做出及时回应和处置。因此,必须正确认识网络草根民主及其发展趋势,正确对待网络空间传播的政治信息与政治言论,尊重草根民众公共话语权,以平等对话理念为指导、以制度建设和网络立法为手段、以培育网络草根民众的理性精神和自治能力为主要内容治理网络空间草根民主无序发展的乱象。     

文化治理在网络空间的展开维度及其推进路径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存在密切关系,进而造成网络空间存在的失序与失范现象会深刻影响着现实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刚性治理解决不了网络空间的所有疑难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的方式相对较活、力量相对较强、成本相对较低、效果相对较好,这既是文化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方式的优势,也是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的重要意义。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必须明确四个维度,即理念维度、主体维度、客体维度、效果维度,这是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的前提。对应四个维度,网络空间开展文化治理,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即牢固树立文化治理的理念并落实到网络空间运行中、全面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并投入到网络系统优化中、持久推进文化治理的行动并深化到网络环境改善中、严格运用科学有效的评估并贯穿到网络治理全程中。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

社会公平正义体现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政府治理是社会得以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本文以两者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程中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为实现和谐社会、达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治理中的应对措施。     

网络公共空间的“净化”与秩序建构

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文以网络治理实践为问题出发点,对建构"多元参与、法治健全、管理有效、公平有序"的网络虚拟空间秩序所要依循的主要方向与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用网络社会治理秩序解决网络风险难题,从民主法治、公平、多方参与、共建机制等角度提出建议。     

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逻辑·诉求·路径

我国在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序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对于空间治理的探寻有助于解决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塑城乡空间关系是建立在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的,城乡发展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通过空间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的善治以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两大秩序文明,建构流动的、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空间,从而获得城乡之间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本质上归属于空间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空间正义的立场上,从生产地位的空间分野、居民社会品格的空间分异、城乡空间环境病态式发展等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并将其归因于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逻辑的宰制以及政治权力对空间规划的操控。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等城乡非正义问题正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乡之间空间资源的共享、城市权利的赋予以及"场所精神"的赋义,有助于寻求空间正义、促进城乡融合。     

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治理呈现全球化趋势,治理与防控缺乏协调,各参与主体的自利性极度膨胀,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单边主义":网络发达国家利用其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实施网络威慑战略,鼓吹"互联网自由说",借助互联网推行文化霸权。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要破除"单边主义"困境,必须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倡导多边主义;继续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全球治理;努力走出囚徒困境,重建信任体系,保证合作与协同;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多边谈判。     

中国公共决策的体制外压力:问题、成因与对策

中国公共决策中的体制外压力主要来源于网络空间,这种压力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空间的扁平化。网络民意经过网络"强势人物"的精心处理,发生了"乘数效应",对决策体系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妥善应对体制外压力,一方面是治理公共空间的扁平化,另一方面是调整和优化公共决策过程。     

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制度供给

在当代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理性选择由现代性与技术二者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现代性制度供给的路径。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论前提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逻辑在于遵循由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公共性与虚拟现实性共融共生的合规律性,而其所发挥的功能体现在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利益分配以及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为此,应该科学定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实践:就其过程而言,应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意愿和能力,并努力克服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和偏差性;就其供给质量而言,应努力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人们的内心服从和行动自觉;就其实际操作而言,应力求协调并平衡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以及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类型的制度供给能够相宜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增强制度的效能与效用。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冲突与整合: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机制的建构

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是把治理的理念运用到网络民粹主义这一特定对象上的活动,宏观上属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范畴。网络民粹主义治理作为一种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过程,具有与网络管制、规制不同的内涵和意蕴。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机制的构建,需要处理好民主和民粹的复杂关系,把网络民粹主义纳入到协商民主的轨道之内;需要把网民自发性的政治参与热情规约在制度规范的边界之内;需要修复网络生态,构建网络空间的自我净化机制。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时代,营造清朗、良性互动的网络空间关键在于网络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协同参与,同时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府网络治理机制,那么政府与网络参与主体的双向互动机制的建立会使得政府网络治理趋向良性发展,从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精神家园。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格局及其塑造

网络是当前意识形态安全中最尖锐、最前沿的阵地,并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据时代的发展以及西方日益加紧的网络意识形态攻势而凸显出其极端重要性。基于对安全治理原生格局和优化格局的分析,探索塑造良好网络安全环境的塑造路径。我们必须坚决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综合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推动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推进网络法治建设,维护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守好阵地,吹响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