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网络舆情治理的议程设置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舆情事件的数量和影响力呈上升态势,导致的失控局面将危害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提升网络舆情共同治理,应当把电子参与作为逻辑起点,关注舆情治理中的议程设置环节。公民个体的电子参与,通过施拉姆循环理论的"编码—译码—释码",不断传播扩散,从而汇聚成多源流理论中的问题溪流、政治溪流和政策溪流,打开政策之窗,触发议程设置。各级政府需要开拓网络舆情治理新思路,提高电子参与的覆盖面和有效性,通过电子参与形式增加与公民个体、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同时,高度重视焦点危机事件及舆情的突发性指标变化,对相互作用发酵的各条溪流进行有效切割,排除各类结构隐患,顺畅议程设置过程,加速推进网络舆情处置。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政策空间

本文从政策空间的角度来审视政策议程的设定。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积极参与其中,由价值取向、路径依赖、范式及溢出效应等组成的闭区间。政策空间一方面制约、限定了政策议程的设定;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政策议程设定系统内,经过政策企业家的作为与不作为,政策议程又为政策空间的拓展、延伸、调适创造了条件。     

论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的构建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网络舆论兴起并成为公民参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的作用对于解析当前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具有普及性、即时性等特点,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政策议程的途径,对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分析

公共政策议程研究是西方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政策实践总结归纳出了政策议程的很多准入条件和模型。而中国学者在议程问题的研究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实践的同类研究不仅数量稀少,而且解释的力度和系统性都欠缺。约翰·金顿（John·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面向网络舆情的政府知识需求分析

网络舆情因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和强互动性成为社会舆情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政府对网络舆情日益重视，但仍存在回应不足的现象。政府在回应网络舆情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专业和可靠的知识来作为依据。本文从政府产生网络舆情知识需求的内在驱动、政府网络舆情知识需求的特点、内容等方面来对面向网络舆情的政府知识需求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网络舆情知识需求进行建模，包括静态建模和动态建模，从而为实现对政府网络舆情知识需求进行挖掘提供了一种思路。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政策分析:趋势、可行性与立法议程

在全世界官员财产申报已经有很多成熟模式和成功范例的情况下,中国的这项制度实践依然停留在较为初级的收入申报阶段上,并且实施效果甚微。本文通过政策分析的视角对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分析,从趋势外推、理论演绎和判断估测等三个维度论证了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的必然趋势,透过政策备选方案类型的视角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借鉴政策议程的相关理论考察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进入立法议程的相关要素、触发机制和时机选择,从政治文化、技术和管理等三个维度讨论了官员财产申报的政策合法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机制探讨——在对三起网络公共事件的比较中质疑多源流模型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参与正表现出对"中心—边缘"表达结构的突破,使得边缘性意见更多地呈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政策过程。在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公众意见表达及其运作机理时,我们对"三亚宰客门"、"青岛天价虾"以及"哈尔滨天价鱼"三起网络事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传统多源流模型解释的辉格倾向。互联网为表达结构的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改变了政策生成的流程,使得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汇合到一起而不再表现为单独推进的状况。在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因为控制性过滤机制的存在,政策议程能否开启以及开启怎样的政策议程,往往取决于控制主体在能力所及和职能所限的范围内对问题进行的有效收敛情况。与之不同,网络公众表达的去中心化则使得公众意见更为方便地汇聚到决策者那里,从而开启政策之窗。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