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二元论、持续进步观、实利主义等展开批评，在颠覆现代性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错位的背景下发生的。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我们应从中国语境出发，既借鉴其合理因素，又要克服其片面性认识，更要防止后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接而对中国现代化形成的消极影响。中国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含蕴的科学理念，已具有了超越现代性及后现代主义的全新意义。     

从传统到现代:浅析人际关系模式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本文以传统因素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为切入点,论证民主政治的必然性。中国曾经是一个乡村社会,所以乡村社会形态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和邻里关系按照"差序格局"形成了一种以己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感情为维系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管理方式与政治现代化相背离。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解构了传统人际关系模式,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现代人际关系模式,能够促进政治现代化发展。     

当代社会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探析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产生和演变都需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形态发生改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结果,也需经过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当代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而社会主义中国只是历史形态中的个别国家、个别地区,它仍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过渡的一种好形式。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从道路的创造上升为理论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内涵上包含有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论述，外延上确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并擘画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特别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建构的普遍性意义，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并赋予现代化以新的内涵，而且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并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它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本质要求作出了一系列深刻阐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深入阐释这一重大论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贯穿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主线。不以牺牲人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来推进现代化,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本质区别。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相一致,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扬弃与超越,因而是一个与伟大的社会革命逻辑相一致的概念。     

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关系辨析

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不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不能相互替代。社会发展模式应在社会形态之下，并不脱离或超越某种社会形态。在工业社会形态下探讨社会发展模式，有利于从理论上探索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是在探索和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在社会主客体的生成关系上实现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双重转型",协同共进地处理好生产力形态、人的生存形态和生产关系与基本社会制度形态三个方面的"双重转型"关系,而这三者正构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本质差异,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因其同属于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同质性,但更重要的是,二者又各自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必然具有相关的异质性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超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显示其优越性。加强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社会根基与世界价值

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真正深刻阐明中国道路的本质性维度、出场必然性及其在人类史图景中关联性的历史地位。考察中国道路的创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性的各种模式,必须深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写现代性的必然性,在复杂现代性语境中根据"中国新现代性"的独特坐标加以阐释;探讨中国道路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平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要深度反思我国已经进入的差异性社会本身。中国道路是历史道路的继续,始终在与"半现代"陷阱作殊死博弈;中国道路决不是世界道路的"另类"歧途,而是人类史道路的创新继续,它丰富和创新了人类现代化历史图景。     

从唯物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路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社会经济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换发展是社会转变的主要原因。在此理论框架下,马克思阐释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性缺陷,进而构建出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指导下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运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非资本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历程。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拓宽了人类历史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在国家层面的“匹配性”和“直过性”问题研究——习近平同志对落后国家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贡献研究

落后国家如何正确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长期以来尚未解决好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学习和运用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落后国家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新贡献,研究分析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在世界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含义、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和匹配性选择、依序自然发展和跨越或直过发展的两种发展路径问题,有助于厘清世界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形态和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百余年传播和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大致经历了“五形态说”传入、“五形态说”被定为一尊、“五形态说”受到“三形态说”的强力冲击、对“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可以并存的论证等阶段。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程，跟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等人的相关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密切相关，中国的“五形态说”并非起源于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百余年传播和研究史进行回顾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明确以下努力方向：对“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式”等核心概念进行更为精细的考辨；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把握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问题的理论逻辑；认真批驳学术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深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模式比较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 2 0世纪现代化的三面伟大旗帜 ,孙中山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毛泽东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邓小平取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种现代化的模式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国家权力结构等方面完全不同 ,文章经过评析和比较 ,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是能够引导中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新路     

从现代化视阈看世界历史进程

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希望所在。现代化模式不同意味着进入未来社会的具体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现代化使其离共产主义的门槛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现实社会主义是一些民族为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而选择的一条现代化道路,其历史使命是为使自己进入未来社会奠定基础。     

从现代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视角考量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发展的客观性、进程的非线性、路径的多元性、内容的多面性等人类现代化的同质性特征，又包含国家整体性、社会普惠性、文明协调性、生态共容性、国际道义性等中国现代化的异质性特征。全面“解码”中国式现代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辩证关系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新思想内涵，超越资本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新时代意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新文明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超越性”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超越,这种"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与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生态文明作为衡量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彰显了该道路的创造性和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超越,是对人民未来利益发展的根本维护,是人类实现真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世界体系与中国后期现代化：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分析

"中国后期现代化"是借鉴了东亚国家(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作为20世纪后半叶第四代资本主义国家,即东亚地区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一个地区之后,该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得以迅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东亚国家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即一党执政的开发型权威政府的功能侧重于经济领域。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后现代化过程中也得以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导下,使国家迅速得以富强起来。在世界列强强压之下重新站起来的中国,正在开辟21世纪的中国时代,使中国人民真正拥有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希望和蓝图"。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结构之维——一项基于“工业社会”的研究议程

治理体系的结构及其转型是理解和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而这一分析的理论基础则是全面审视和阐述传统的治理体系所呈现出的总体性结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阶段历史划分为该研究的拓展规划了一项系统的研究议程,即关注各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在"工业社会"这一包容性概念下所具有的共性而非差异,阐释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与其他历史阶段相比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并探讨不同治理模式在历史演进中的结构转型机制与路径。为此,可以从政府—社会关系、官僚制组织和社会关系三个相互区别又交叉影响的维度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通过这项新的研究议程,该命题的一个可能答案是:传统的治理体系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所谓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治理结构在未来转型的目标就是要破解这一结构,促成一种多元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新格局。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比较认识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关于社会主义特征感性认识的科学超越。在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比较认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感性认识以及西方社会主义价值论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左派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一样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和马克思一样，把现代性和社会主义勾连起来。但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既缘起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的全球化而衰落。在反思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社会主义虽已终结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有效，资本主义虽已别无选择但仍有局限。因此，必须构建“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