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谦抑性角度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在刑法领域,安乐死出入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每个国家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安乐死非犯罪化是代表现代刑法压缩、节俭和宽缓的发展方向,深刻体现刑法宽容性,应该减少刑法对安乐死的过多干预。刑法谦抑性是现代刑法价值追求和理念之一。安乐死非犯罪化符合现代刑法谦抑性价值追求,应该排除在犯罪之外。     

我国刑法谦抑性的发展分析

在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刑事法治文明愈发完善的今天,刑法谦抑性思想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并逐渐成为我国刑法修订的价值取向。刑法谦抑性具有浓厚的法理学内涵,既包含人权、宽容、民主等先进思想,同时也体现了各种价值观念,如正义、秩序、效率等,且为了寻求刑罚权的正当性,寻求其适用的空间,平衡法律社会防卫价值与人权保障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而本文就着重探讨了刑法谦抑性。     

浅谈刑法的谦抑性

随着刑事法治的文明和人们价值观念不断趋于客观理性,刑法谦抑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逐渐在刑事判罚中得到明显的体现。本文作者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我国刑法的使用范围、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的表现和其价值理念等的方面进行了分析。     

积极主义刑法观下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刑法适用——围绕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展开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的防控,作为司法解释性文件的2020年《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介入社会治理的维度更多,范围更广,呈现出应对社会新问题的活跃姿态。对于其内容是否有违刑法谦抑主义,应当在具体的刑法观下进行判断。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当采取积极主义刑法观,实现适度而有效的犯罪化。同时,应始终将保护法益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避免陷入"新刑法工具主义"。鉴于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适用,应在强调保护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遵守罪刑法定主义,避免对条文的不当扩张解释,并重视考量违法阻却事由及个案责任要素,以保障公民的个人权益。     

刑法修正的趋势与约束机制的演变

刑法修正案的密集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积极刑法立法的大幕已经拉开。尽管消极刑法立法观坐拥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的历史底蕴,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时下积极刑法立法的猛烈趋势。刑法立法的扩张不等于刑法的野蛮生长,积极的刑法立法需要约束机制,从而保障立法的科学、理性与审慎。作为制约机制的谦抑性理论、法益保护论以及体系性的犯罪化论都缺乏规范性加持。只有直接原生于宪法的比例原则,才能够提供相对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达到约束积极刑法立法的效果。     

论折衷刑法观：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工业社会,刑事立法活性化时代已经到来。理论上的积极刑法观和消极刑法观的分歧,其本质都是平衡安全与自由的程度之争。社会风险并不是刑事立法的正当性来源,只有满足刑法谦抑主义的刑法观才具有正当性。折衷刑法观具有制定法上的依据并与立法者的立场相契合。刑事立法打破了原有安全与自由的脆弱平衡,折衷刑法观需要在刑事立法、刑事程序、刑事司法以及刑罚执行四个维度重构新平衡。     

论我国司法实践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可行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本源于德日刑法,属于犯罪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期待可能性理论因其立足人性,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等而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其核心是"法不强人所难",体现了刑法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虽然没有明确采纳期待可能性理论,但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其充分利用。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的非刑罚化处遇——从两例溺婴案件引发的思考

“少女妈妈”是最近随着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这个特殊群体溺婴的特妹行为为司法处罚带来困境和尴尬。本文从两个案例出发，从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格刑法论、刑罚可罚性以及刑法谦抑精神的角度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寻找“安全出口”，试图使其去刑罚化。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时代我国刑法客观解释更能适应发展需求,但客观解释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存在解释扩张化的趋势,不断挑战罪刑法定原则。对客观解释的限制应当内外结合,将文义限制和体系限制作为基本前提,注重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重申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充分发挥市场、网络技术规范等因素的规制作用,同时刑法解释应与国家网络治理大环境相契合,针对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解释限度,在有效规制网络犯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和对罪刑法定的坚守之间找到平衡。     

试论严格责任制度

严格责任作为英美刑法所特有的一项制度,在我国是否有适用的余地,各学者意见不一,主客观统一原则是我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控诉方对任何犯罪的证明都必须根据这一原则,依据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证明被告人有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严格责任作为一种归责原则,似乎与我国刑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相悖,而许多学者也认为我国刑法中并无严格责任的规定。本文通过对严格责任内涵的分析,对严格责任制度在我国刑法上的意义进行探讨。     

积极刑法观的倡导与适用

正【主题导引】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范畴越来越多,对于法益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这给新时代的刑法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刑法该如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对法益进行保护?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衷刑法观等理论观点。如有学者认为,积极刑法观适应了当前刑事法网适度犯罪化的总趋势,不但符合严而不厉、刑法谦抑的刑法理念与思想,也对当前日新月异的法益保护需求进行了积极回应,有效满足了社会治理的需求。那么,积极刑法观到底是何种刑法观?积极刑法观如何回应法益保护的需求?积极刑法观如何有效运用?积极刑法观是否意味刑法对公民自由的过度干涉?这都是积极刑法观在理论形成初期进行回应的命题。为此,本期主题研讨特邀请学界新锐对积极刑法观展开研讨,以期为该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研究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可行性。文章还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具体程序。     

论道德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非难理由

近年来,就不作为犯罪而言,究竟道德因素能否成为对行为人非难的理由逐渐变为了刑法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不作为"是一个与"作为"相对的概念,一个人因为没有做一件事情而获罪,本就是一种刑法上的特例,故而行为人必须本身就具有某些法律所规定的作为义务,只有违反了这些特定的义务才有可能犯罪。而在刑法所规定的这些义务中并不包括道德方面的义务,因此关于是否应将道德纳入到法律体系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不断的状态之中。众所周知,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其为维护社会安宁的最后一道防线,故而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只能归由道德来进行调整,否则刑法就太过于暴虐。因此,我们不能以道德原因指控行为人的不作为而对其进行非难。     

倾听另一种声音:青少年被害谅解研究——以刑事审判中被害人谅解为视角

在刑事审判中,被害人谅解符合刑法谦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相契合.被害人谅解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主体系特定的刑事被害人、对象是犯罪人或犯罪行为、做出的时间具有一定阶段性,并须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作为量刑情节,需具备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形式要件、时间要件等.     

论事实无罪者不能成为脱逃罪的主体

脱逃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司法机关对在押人员正常的监管秩序,该罪名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但事实无罪者逃离监管场所同样冲击了正常的监管秩序,但其又不应归属于依法被关押的人员,因而也就引发了事实无罪者能否成为脱逃罪主体的思考。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的争议颇大,本文就以此为焦点,通过从刑法机能分析、法律的价值探讨、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并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这四个维度深刻剖析事实无罪者的脱逃问题。     

论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

自然犯、法定犯是犯罪学上的一种重要分类。自刑事实证学派大师加罗法洛将其发扬光大以来,这种区分对于刑法学中的诸多命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人身危险性、违法性认识、刑法谦抑性等。这种分类对于少年司法的定罪、量刑、处遇、范围等方面也有重要启示,可以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以促进少年司法精细化发展。     

性别选择性堕胎行为的刑法学思考

针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日益突出的现象，出现了将性别选择性堕胎行为犯罪化的呼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并非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我们除了需要严格的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实证上的因果关系、充分的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以及寻觅其他的解决方案之外．还必须从理论的困境出发，寻找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或反对针对某种行为的犯罪化。     

高空抛物罪及其竞合情形

为了避免因在风险社会中将法益保护前置化而无限扩大处罚范围,尊重刑法谦抑性,对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应结合高空抛物行为类型、高空抛物的地点、抛掷的物体来综合认定,严控高空抛物行为入罪条件.根据实际危害结果妥善处理高空抛物犯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故意毁坏财物...     

冲突中的选择：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前科制度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把犯过罪的人与没有犯过罪的人区别开来,并由此限制有前科者的权益。标签理论揭示了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推进了前科消灭制度的发展。在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形成了对我国现有法律和社会心理的挑战,但基于新的价值理念,即人道主义和刑法谦抑精神,我们应当尝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原本无罪之人的脱逃行为不是犯罪

原本无罪之人不甘忍受牢狱之苦,出逃后却成了真正的"有罪之人",这样的奇怪现象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法治建设。鉴于为数不少的学者倾向于认同将原本无罪之人归入脱逃罪主体这一错误观点,文章拟从期待可能性、刑罚目的、自救行为、刑法谦抑性和法制传统这五个角度入手,论证原本无罪之人的脱逃行为不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