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经济性”评判标准

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评判标准应当是“经济性”标准.只有当鼓励某一竞争行为的存在,将损害经济效率时,该行为才应被认定为损害了竞争秩序,进而被认定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性”标准可以良好地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私法向经济法的演进历史;也可以良好地解释和解决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适用中的利益平衡问题.     

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之界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为目标。而以直接竞争关系为前提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 ,会使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因而 ,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应当将违反禁止性竞争法条款的直接竞争关系纳入其规制范围 ,而且还应当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以主动进入争夺交易机会、促进他人竞争和直接侵害消费者或公众利益等方式构成的间接竞争关系也纳入其规制范围。     

纵向限制评判标准之限制经销商自由说驳论

反垄断法以保护自由竞争为立法目的,以竞争损害为垄断行为构成要件。因此,判断垄断行为的评判标准应该是相关行为是否损害竞争。我国反垄断实践中,各方在论证或认定RPM等纵向限制违法时,高度强调此类行为限制经销商自由。这一标准与缔约自由的民法基本制度相冲突,无法解释众多现有反垄断实践,导致反垄断法内部逻辑混乱,因此不符合良好理论的评价标准。限制经销商自由与真正的竞争损害并不存在密切对应关系,反而存在明显冲突,因此亦不能以限制经销商自由作为竞争损害的替代指标。我国反垄断执法的理性化要求放弃这一标准,明确转向竞争损害标准。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分析框架

理解竞争的本质是识别不正当竞争的前提。竞争的本质是争夺交易机会，因交易机会此消彼长所导致的竞争利益损害不可避免。此谓“竞争利益的相对性与损害的相互性”。这意味着，竞争是否正当的关键不在损害，“权益—损害范式”存在误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是保护优胜劣汰的竞争不被扭曲，识别不正当竞争应采用行为中心主义范式。行为背后的竞争利益对行为定性并无决定性意义，损害亦然。损害概念在反法上旨在解决责任承担问题，与行为评价分属不同的系统。首先，行为评价由“行为构成”和“违法性”二要件展开，前者旨在评价涉案行为客观上是否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行为样态，后者旨在评价符合行为样态者是否扭曲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竞争之目标。其次，归责评价聚焦于行为违法后的责任承担议题，具体由过错、损害、因果关系等归责事由进行“有责性”判断。经由三阶层要件塑造的统一分析框架，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解释适用更加规范化、体系化。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解构与重塑

传统反不正当竞争法“以竞争者保护为取向”,将由经营领域相同或者相关所产生的竞争对手关系称为竞争关系,并由其决定行为的构成和法律的调整范围.当今新市场、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营造新的竞争生态,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利益日趋多元,不正当竞争行为范围随之拓宽,因此亟待对传统认知观念中的竞争关系加以重构.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调整竞争...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竞争关系认定的困境与进路

竞争关系的界定是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的先决条件。在互联网视域下,如按照传统狭义的同业竞争关系来界定,很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将无从认定。相反,对竞争关系的宽泛化解读不仅契合互联网模式的特殊性,顺应国际发展趋势,也回归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可作为竞争关系界定的有效路径。经营者(不限于同业竞争者)不当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或破坏他人竞争利益,皆可被认定为具有竞争关系,进而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在对其扩张理解时,应审慎把握其边界,以防侵害公有领域。     

网络环境下的竞争关系与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

对于网络环境下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往往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之规定，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作为判断涉案商业行为“正当”与否的关键标准。但是具体适用时，又往往存在混淆“道德”与“商业道德”、竞争法的“诚实信用”与民法的“诚实信用”等问题，并最终出现借助法官的“道德感”评判商业行为“正当”与否的情；兄。以“西度vs360”不正当竞争案件为背景，讨论网络不正当竞争中竞争关系的界定及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的影响，“商誉诋毁”的认定标准及安全类软件商业诋毁认定中“商业性言论自由”与“市场信息秩序”的价值平衡等考量因素。     

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审查要件

我国民事诉讼法与知识产权法对行为保全的审查要件规定不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胜诉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害、双方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四要件.经由域外经验可知,《民事诉讼法》上“其他损害”与“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标准宜作统一,后者不仅包括现实发生的损害,也包括发生损害的较大可能性.胜诉可能性应为较大可能性,至少符合“初步证明案件”标准,不宜只考虑“严肃的问题”标准.四要件之间可有内部互动,在合理范围内弹性化处理.四要件与保全期间、范围、担保及保全的解除等其他程序机制之间也可形成外部互动.     

连续散布对竞争对手不利言论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六水管业公司诉英泰塑胶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评析

经营者出于竞争目的,在没有确凿依据的情况下,连续散布对竞争对手不利的言论,导致竞争对手商誉受到损害的行为,属于商业诋毁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该行为同时给竞争对手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一并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认定商业诋毁行为应具备以下要件:当事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行为人实施了捏造、散布竞争对手虚伪事实的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并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     

再论违法性与侵权责任构成

违法性与侵权责任构成的关系在学术界颇存争议．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自己的管见。 一、“违法行为”的双重含义 侵权责任是侵权民事责任的简称，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四要件说”和“三要件说”。“四要件说”认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三要件说”认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在“四要件说”基础上增加了“须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责任能力要件”。①在侵权责任构成上争议较大的…     

对航空业一起限制竞争协议案的法律思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相关内容

本文通过对一起航空业限制竞争案的分析,对限制竞争协议危害性和违法性构成要件进行探讨,通过对我国限制竞争协议的法律机制的研究,对限制竞争协议违法性的法律认定机制、豁免机制、执法机制、损害赔偿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给予了建议。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禁止盗用规则及其适用

禁止盗用规则是指在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外,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智力成果法益提供补充保护的规则,对于解决涉及盗用时效信息、数据库和商业设计等智力成果的纠纷具有重要价值。禁止盗用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防止市场失灵,为此应当借鉴侵权行为而非不当得利的理论进路,不仅需要关注经营者的损害,更需要强调对整体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我国应构建禁止盗用规则的理论框架,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提供指引,适用标准包括竞争手段和竞争后果两要件,其中竞争手段要件需要结合竞争属性、实质性投资、注意义务进行认定,竞争后果要件需要从竞争关系、盗用比例、损害后果门槛展开分析,以此形成一个互相协调的动态判断系统。此外,还须谨慎地划定禁止盗用规则在保护对象、规制行为和有效期限上的边界。     

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民事责任的关系

行为上的违法性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在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体系中,产生物权请求权的行为和产生债权请求权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物权请求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是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属于债权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行为违法、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困境及优化方案——基于对95件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商业数据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和重要资源。与此同时,各方市场主体争夺数据资源而引发的商业数据竞争纠纷不断涌现。在商业数据确权纷争未有定论的情况下,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保护商业数据具有可行性、合理性。通过对既有司法裁判的实证考察,探知我国对于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尚存以下困境：认定范式失当、认定依据不清、认定标准不明。鉴于此,提出如下优化方案：其一,行为正当性认定应摒弃私益受损范式,确立“三元叠加”利益衡量的行为规制范式;其二,明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依据,谦抑适用一般条款,增设“商业数据专条”;其三,完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具化更新商业道德标准,明确实质性替代标准的适用要件。     

浅析表见代理的主观构成要件

表见代理中，为保护本人的利益，应当确立代理人以非法取得的权力外观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恶意行为作为消极构成要件；并且，在进入“陌生人”时代的今天，不仅要求相对人善意，而且必须赋予必要的注意义务；虽然本人往往存在过错或者与表见代理的成立与一定关系，但不宜作为构成要件，只能作为实践认定的表见代理成立的因素。     

“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生成模式探析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法律上利害关系”由以下三个要件构成 :利害关系人公法上的权利 ;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 ;公法上的权利与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共同构成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本文还详细论述了各个构成要件本身的内涵及其考量因素。     

论纵向限制竞争协议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要防止限制竞争行为的发生,促进有效的竞争秩序的形成,大大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范限制竞争协议是各国反垄断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作为限制竞争协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被各国反垄断立法所关注。本文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进行剖析研究,分析了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立法,引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些许相关的建议。     

中欧垄断协议规制对限制竞争的理解

<正>一、导论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可见,排除、限制竞争是认定垄断协议的核心要件。我国执法机构在认定《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4条所禁止的垄断协议时,皆须证明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对排除、限制竞争的要求。〔1〕欧盟对限制竞争协议的界定与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的定义相似。《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原《欧     

非技术手段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适用——以游戏代练平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切入

广义的竞争关系不再局限于同行业之间，只要可能给其他经营者造成竞争利益的损害或者破坏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则应认定存在竞争关系。游戏代练平台仅提供代练交易机会、撮合双方交易并从中获利，并没有直接妨碍、破坏游戏公司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所以该行为不符合互联网专条的适用情形。游戏代练平台提供的代练交易撮合行为，降低了正常游戏用户对游戏的评价，对实名认证机制和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造成重大干扰，严重妨碍游戏运营秩序，损害游戏公司利益，并对游戏公司的商誉造成损害。判断竞争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需要综合考虑对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以及行业规则、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等因素，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补充，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目标。     

我国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违法性的分析模式

我国《反垄断法》将垄断协议定义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但未对“排除、限制竞争”作出解释。构成要件的模糊性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法院在处理垄断协议案件时选择了不同的分析模式,进而产生了同种行为不同认定的情况。2022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关于垄断协议定义及纵向垄断协议的修改,试图统一垄断协议违法性的分析模式,但相关规定仍然存在理解分歧。鉴于我国《反垄断法》“垄断协议”一章的规定与《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在语言表述和逻辑关系上高度相似,建议我国法下的垄断协议认定可采取欧盟的“两步走”分析模式：第一步适用禁止条款,仅评估消极效果（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以确定相关行为是否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第二步适用豁免条款,再评估积极效果（促进竞争效果）,并对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进行比较,作出终局性的法律性质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