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

面对地球生态危机、可再生能源全球竞赛及大国竞争,叠加俄乌冲突下的德国能源危机及地缘危机等新形势,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呈现出意愿上更具雄心、资源上更多投入和关系上“去俄化”等新动向。全球因素对德国能源转型政策的影响不断加强。本文通过建构一个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的理论框架,分析以能源安全、发展范式、能源影响力和国际道义等变量为内核的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及其机制,从而理解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运用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分析框架能够理解、预测德国能源转型政策。鉴于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国际政治影响不断显现及外溢,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进路将对更多国家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具有解释性。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强硬的对抗与遏制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理解这一外交战略，需要回溯波兰政治文化遗产“雅盖隆思想”及其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在战略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地缘政治的层面，雅盖隆思想强调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主要战略意图是防范俄罗斯，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影响，进而与东部邻国共同建立反俄联盟。19世纪以来，雅盖隆思想共经历了三次复兴。冷战结束后，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波兰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俄乌冲突以来，波兰已经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继续强调波兰对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构想和将这一思想变为现实的雄心。但是，雅盖隆思想的复兴无助于弥合目前波兰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甚至会加剧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七日谈

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再因学费问题而失学,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再为生活费用发愁,不再因经济问题而辍学。近日,教育部召开“教育这十年”“1+1”系列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改革发展成就。贰俄乌冲突是“分水岭”,需要“欧洲的回应”。德国总理朔尔茨日前承诺坚决支持乌克兰和其他有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并呼吁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主权和扩大的欧盟”。     

从联合执政协议看德国内外政策

德国是世界的重要国家。人们十分关注新政府内政和外交的政策走向。众所周知，导致德国今年提前大选和政府换届的基本动因是德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大联合政府成立后，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也在内政方面。题为“以勇气和人性共同为德国努力”的大联合政府执政协议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德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政治框架。 如同执政协议指出的那样：“德国面临重大挑战是：失业、财政赤字、人口结构变化和全球化变化所致的压力。”面对这一现实，新政府将减少失业看作是首要任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率，新政府将在任期内提供总额为250亿欧元的资…     

浅析俄罗斯天然气产销战略与对欧合作

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储量,这是普京政府新世纪能源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作为俄罗斯天然气最大的传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俄政策的牵制,今年初俄乌的“断气事件”令欧盟一度紧张就是典型事例。本文试从俄天然气产销战略及其产生背景,欧盟能源外交对俄的挑战,以及俄欧天然气合作前景等方面作一探讨。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俄乌冲突下日本的外交政策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冲击、对策与困境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渠道，将冲击迅速传导至日本。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遭受冲击。宏观层面，日本实际GDP再现衰退，物价高企、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经常项目收支由顺转逆。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冲击，日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经济对策。然而，这些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却呈现出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困境。当前，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但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是根植于日本经济内部。经济安全保障一旦转向产业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障基本的经济安全，反而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     

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安全化与安全化困境

冷战后,欧盟试图在其边缘建立包括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内的能源大市场,实现“区域能源自给”。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待帮助的改革对象”,致力于能源治理“规范性权力”的东扩。其间,欧盟对俄能源战略面临着安全化启动困境(安全化或非安全化),但非安全化占据上风。随着“规范性权力”东扩受阻,欧盟将俄罗斯确认为“存在性威胁”。在互动中,欧盟对俄能源战略出现明显的安全化互动困境(精英与大众、施动者与指涉对象),2022年俄乌冲突则加剧了这种困境。欧盟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俄能源替代甚至脱钩战略,对俄能源战略安全化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俄能源安全的实现,欧盟仍面临安全化的结果困境(安全的常态化或不安全的常态化)。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给予了倾力支持。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是：战争最终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美国不会要求乌克兰在最终的和平进程中做出领土让步；美国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为了帮助其自卫，并使其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财政预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了对欧洲的能源援助，同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对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规模最大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在多边机构中共同采取打击和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俄乌冲突造成的后果已显露端倪：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核武器威胁形成对西方的威慑；能源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粮食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俄罗斯因战争消耗而国力下降。美国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日益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北约与乌克兰战争目标的差异，令美国面临政策选择的两难，而美国国内战略家不断提醒拜登政府：战争的长期化最终可能妨碍美国阻止“新的欧亚霸权崛起”的努力，干扰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的全球战略。     

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摩尔多瓦——兼议“德左”的走向

复杂的时空变迁和外部力量的政治博弈之下,摩尔多瓦在独立以后长期面临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定位、“德左”和加告兹地区分离主义、国家治理能力弱等问题。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左”以及摩尔多瓦的经济社会形势雪上加霜。西方基于摩尔多瓦地缘战略地位上升大幅增加战略投入,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也加强与摩尔多瓦的合作,促使摩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加速推进罗马尼亚化和去俄化,加快与欧盟和北约合作的步伐,导致摩政府与“德左”当局的关系以及摩俄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摩尔多瓦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又一个“前哨”。俄罗斯、西方、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德左”各有利益诉求,摩尔多瓦以及“德左”的走向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在俄乌对峙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在“德左”及摩俄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长期看这种风险呈现上升态势。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欧盟能源政策:发展历程、效果与展望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能源政策难以有效应对能源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能源政策历经准备、起步、加速和转型四个发展阶段,近年来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增强,但能源安全仍面临风险。为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成员国的团结行动暂时确保了能源安全,欧盟绿色转型雄心也有利于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但欧盟能源市场机制存在缺陷,绿色转型道路曲折漫长,加之成员国利益分歧不易调和、欧盟能源治理权能相对受限,给政策有效落实带来挑战。展望未来,欧盟收紧需求和分散进口的能源安全措施或将产生经济负面效应,干预和补贴政策可能会加剧内部市场分裂,过于激进的绿色转型步伐将放大能源系统的脆弱性,欧盟能源政策能否切实发挥成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

持续一年的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秩序逐渐被撕裂和瓦解,全球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基础比以往要脆弱得多,国际形势趋向严峻。从长期来看,地缘政治风险担忧因素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权重会进一步增加,将冲击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格局,2023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峻考验。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以及统一事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和风险。而且,在美国的战略和举措的负面影响下,中国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印度、中东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非洲国家、南太岛国等国的关系,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努力奋进,去迎接和化解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并且善用各种机遇,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打造更加有利的内外环境。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之下,而且全球转型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中国应该在全球转型过程和俄乌冲突中更主动、更有意识发挥自身的作用。     

基辛格外交战略中的俄罗斯

基辛格外交思想中有一个强烈的文化-国家模式理论,基辛格对俄罗斯(苏联)国家的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西方反俄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作为德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与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是形成基辛格对俄战略观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基辛格的美国外交战略图景中,俄罗斯(苏联)国家始终是美国外交战略中永恒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