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困境及其破解

新时代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手段。尤其近几年,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本文基于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两起真实案例,分析了当前电信诈骗案件侦查中受害人范围广、犯罪手段智能化、行为非接触性、诈骗方式多样、反侦查能力强等问题,探讨了由个案侦查向串并案侦查的侦查思维转变,从传统物证向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转变,从侦查部门合作到与电信部门、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侦企合作模式转变以及提升社会公众防范意识等破解思路。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证据困境与实务应对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近年来呈现常见多发态势,有别于传统接触性犯罪类型,此类案件突出表现为四重证据困境,一是传统因果关系侦查思维与相关关系大数据侦查思维的冲突,二是被动型回溯侦查模式与主动型预测侦查模式的区别,三是常规侦查技术与现代犯罪手法的差异,四是条块管辖原则与数据全域分布的矛盾。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突破现场中心论,发散取证思维;重塑传统侦查措施,理顺取证机制;以人才培养为保障,提升取证质量;拓宽取证渠道,从跨境倒U形结构转到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数据。     

论电信诈骗案件侦查突破口的选择

侦查突破口是侦查中容易查明案件事实、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环节或对象。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作为当前一类涉案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的侵财犯罪,其侦查存在若干难点。在分析当前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上,我们应以电信、银行为立足点,采用以电信和银行账户开户信息并结合视频监控、电话和网银信息为突破口的侦查策略。     

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冻结及其处置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及时追赃挽损的压力驱使公安机关积极冻结涉案资金。公安机关的积极冻结带来双重问题：一是资金冻结扩大化;二是冻结资金处置无力化。前者源于公安机关资金冻结条件的宽泛性、冻结措施的扩张性与冻结权力的自控性;后者表现为公安机关的保守解冻与谨慎返还,以及冻结资金既不能解冻返还又不能随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置的疲于续冻。公安机关既要积极冻结涉案资金,又要有效处置冻结资金。两者遵循不同的运行机制,需要采取阶段化的制度构造。在效率机制驱动下的资金冻结阶段,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冻结涉案资金,但刑事司法需要通过制度优化限制冻结扩大化;在利益衡平机制驱动下的冻结资金处置阶段,刑事司法应当在相关条件、程序、救济措施等方面,优化公安机关对冻结资金的解冻、返还制度。当然,对于公安机关依旧不能解冻返还也不能随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置的冻结资金,刑事司法或许可以通过改造后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公正、公平的处置。     

全面准确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正>2022年9月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共7章50条,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以“小切口”立法形式,对特定领域犯罪进行深入治理的专门性、综合性法律,是一部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制度上预防、遏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一新型犯罪的重要法律,是数字安全领域立法的重要探索。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调查分析——以B基层检察院为样板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电话、网络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也逐年增多,笔者以所在的基层院B所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样本,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为有效防范这类型案件的发生提供有益的帮助。     

浅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三个实务问题

2016年12月19日《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施行,为司法机关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本文结合该意见的相关规定,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法律特点及司法误区、犯罪数额及未遂的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担当等三个实务问题,以期对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有所裨益。     

派出所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反诈宣传是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派出所是反诈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各地派出所纷纷组建反诈宣传专业队伍,以企业、社区等为主战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反诈宣传,但在队伍建设、业务开展、协同合作等方面仍有不足,队伍专业性、宣传实效性、参与广泛性有待提高。破解反诈宣传困境,需要加强派出所反诈宣传队伍建设,明确反诈宣传队伍的架构和职责,扭转反诈宣传队员错误认识,提升反诈宣传队伍专业水平;要通过考核导向由“量”向“质”转变,推动数据赋能反诈宣传,拓展反诈宣传深度等促进反诈宣传提质增效;还要盘活反诈宣传多方力量,促进街道办深度参与,提高企业、住宅区配合度,大力发展反诈宣传义工团,切实筑牢反诈防线。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视角下的企业数据刑事合规建设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污蚀网络环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实施,为全流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对相关企业加强合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害人错误的判断体系——以被害人教义学为视角

伴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发案率高、危害性大且犯罪类型多的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只要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的行为,均被认定为诈骗罪.行为客观事实是否被认定为诈骗,还需从刑法教义学立场进行检视,从被害人自我保护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研究.被害人教义学中的被害人错误认识与法益保护存在着一定...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类分层处理的检察进路

检察机关在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时,坚持分类分层处理的思路,对于适应案件形势发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具有重要的意义。应按照先分类后分层的方法,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不同环节、类型的犯罪行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适用罪名;对于同一层级的行为人,综合考量地位作用,准确认定刑事责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分类分层处理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需要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沟通联系,并合理分案处理,共同推动落实。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证分析——以N市为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近年来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从N市的情况来看,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数量多、占比高、发案率较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犯罪人相对较多、女性占比远高于传统侵财犯罪、城区及农村发案多、小案居多和大案增长快等特点。诱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因素主要有行业管理疏漏、防范教育宣传不足、被害人普遍存在过错、打击不力等。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头需开展完善工作机制、健全行业管理、强化防范教育宣传、提升打击效果等工作,实行多策共治。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证研究——以东南亚国家为分析对象

在当前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过程中,我国提取境外证据主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途径进行委托取证,这种方式正面临我国可能与请求国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助条约中关于证据提取的规定不具体、请求取证程序繁琐而延误侦查时机和提取的证据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等困境,而司法协助途径的各种替代性措施如执法机关自行取证、对第三方平台施加数据披露机制,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取证等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仍应当在坚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途径委托取证的基础上,对司法协助条约关于证据特别是电子数据提取的内容予以细化,并建立多元化的取证模式,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治理。     

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回流”人员案件办理实践及思考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回流”案件存在客观证据均在境外、犯罪嫌疑人辩解难以推翻的现实困境,可通过调取犯罪嫌疑人出入境轨迹记录、手机境外WiFi记录、资金交易记录等数据,建立数据信息关联证据模型,夯实客观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针对诈骗团伙持续“回流”情形,可以首案为切入口,明确犯罪团伙组织架构、诈骗手段,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固定其他涉案人员犯罪证据,依法追诉团伙成员。针对被害人难以找寻的困境,引导侦查机关利用大数据信息库检索报案信息,详细甄别案件关联信息确定被害人,全面认定涉案被害人,同时关注对案件关联事实审查,依法全链条打击犯罪行为。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类分层处理的路径

随着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趋向公司化、集团化,打击治理的难度逐渐加大。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剖析,可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隐蔽性增强、跨境打击情况复杂、证据链条有缺口等主要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秉持分类分层处理的思维路径,加强提前介入工作,与侦查机关形成办案共识;借助信息网络优势,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诉审衔接”,营造良性互动局面;以案释法精准宣传,强化诉源治理。     

虚假征信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难点与解决之策

随着网络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漏洞,借用“征信修复”等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反诈立法体系庞杂,市场主体责任不清,政府部门监管手段单一以及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虚假征信类诈骗犯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增加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难度。对此,应加大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力度,建立健全反诈立法体系,强化源头治理,压实主体职责,加强政府监管,健全协同治理机制,以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难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对的程序性困境与完善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态势,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虽然连续数年的犯罪治理有一定成效,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强隐蔽化、高组织化的特点愈发凸显,实践中也存在着包括指定管辖适用失衡、证据适用不当、涉案财物处置无序等在内的程序性困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适时出台回应了实践需求,立法重心从打击惩治犯罪转向同预防犯罪并重,为解决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程序性困境提供了原则性规定。本文重点研讨限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定管辖并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制度、进一步完善该类型案件的证据规则,以及构建具备诉讼形态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等问题。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具有涉众性、犯罪行为复杂性等特点,对案件合理分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对被告人公平审判。但当前我国分案处理的法律缺位、适用标准模糊、分案处理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实践中随意分案、辩方程序性权利无法保障等情形常有发生。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案处理应遵循“并案为主,分案为辅”的适用原则,同时还应明确分案处理的适用情形,强化被告人质证权和辩护权等合法权利,并加强侦诉审三阶段的衔接协调。     

论医院的紧急救治权——兼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

在患者处于危机情形时，医院根据法律规定对患者负有紧急救治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但是这种权利义务不得与患者自己对于治疗的决定权相冲突；在患者无法行使治疗决定权的情况下，医院的紧急救治权也不得与患者家属的治疗决定权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