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两会”时,想念体改委

<正>日前在"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实质性突破,就是因为每项改革都是困难重重的攻坚战,都会涉及部门利益的重新划分。因此,他建议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以便有效地摆脱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避免各个部门在设计改革方案时首先强调自己的利益。     

房价终会压垮谁

发布统计数据代表着一种话语权,而话语权背后则隐藏着利益。部门利益至上影响了政府部门的价值取向,甚至常常背离公共利益。有关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定义发布统计数据,使得相关数据之间往往差之千里。     

“营改增”之后……

对于企业来说,谁都不想当"最小的牺牲"来换取全局利益,在经济低迷时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从新税制的改革初探到完善,将始终伴随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的多方博弈。"‘营改增’之后就不能再给政府部门客户多开发票了。"提及通信行业即将被纳入"营改增"范畴,某省移动公司部门经理对《南风窗》记者略带调侃地说。以前,关系比较好的政府部门想要多少就能开多少发票,对方则帮他们拓展业务。至于实际能否达到减税的效果,他并不是那么关心。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显然无法     

声音

破除部门利益膨胀是反腐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近日对媒体称,我国行政审批程序繁复造成企业用于与政府打交道的非正常费用增长,已经成为腐败的最大温床。他并指出,六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解决部门利益膨胀问题寄望于明年。周说,自己曾估算各级政府部门年收费约为8000     

构建全民“房保”

房地产政策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决策,如果仅由少数政府部门确定,甚至是被特殊的利益集团所捕获的少数精英阶层来设定,那么要实现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平衡是不可能的。     

宏观调控遭遇部门利益

近来在和一些企业经营者的讨论中,常听到他们慨叹,宏观政策往往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政策和所谓的政策目标,常常搭不上界",但和部门利益,"却挂钩很紧"。这些企业所说的宏观政     

从利益视角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利益分化过程中人民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未获有效调控的集中表现。消解这一问题,从利益表达的视角看,应该加强利益主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教育,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利益表达主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从利益综合的视角看,应该坚持利益和谐原则,防止利益综合两极化,运用进取性综合结构加强社会动员和协调,增强党和政府的利益综合能力。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物业税“空转实”难破冰

部门利益之争,是物业税方案出台技术问题之外的最大难题。土地出让金的归属问题折射的是央地矛盾,各种税费的测算归拢,又影响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物业税开征绝非一个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税费合并过程,而直接决定着诸多现实状况的变革。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新医改的美丽与哀愁

部门协调可以互相监督、深化改革,但部门利益的纠葛势必导致效率低下、执行不力。这些改革中常出现的老问题会否削弱新医改的成效,亦是一个问题。     

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从利益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上看,个体利益的追求史促使民法的产生与完善,而社会利益的追求史促使经济法的产生与完善。社会个体在追求利益时出现了冲突,从而希望有固定的规范来予以协调,民法便是保障个体利益的法律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利益的追求达到一定程度后,新的社会利益诉求的出现,必将产生经济法作为保障新诉求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法律体系中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背后暗含着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预约违约责任之赔偿损失问题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预约守约方因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预约债务而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应有之义。但该解释并未对赔偿损失责任的范围予以界定、亦未就守约方的机会利益以及可得利益的损失能否赔偿等问题表明立场。为解决这些问题,从探讨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关系出发,基于对信赖利益的理论研究,比照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以明晰预约违约赔偿损失之具体范畴。     

关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几点思考

核心利益是国家利益结构中次序优先、关系全局、不容挑战和面临威胁的利益。核心利益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动性。人们对核心利益的认知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不能将核心利益当成一般利益,从而忽视对核心利益的维护,也不能将一般利益随意上升至核心利益,造成在维护国家利益上避重就轻;在强化核心利益意识的同时,必须立足本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判断和界定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保持国家核心利益内涵基本稳定的同时,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适时对核心利益作出调整;统筹考虑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让主观认知的结果更加符合客观现实。     

论我国合同法对可得利益的保护——以《合同法》第113条为视角

合同一方违约,使得合同相对方之利益遭受损害损害利益包括积极利益和可得利益。因积极利益一般比较容易确定、原告比较容易举证之特点,《合同法》对于积极利益之保护比较全面。由于可得利益,是未来可能得到的利益;同时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双重属性;某些情形,有签订之合同不相关因素介入,而立法上,对于可得利益之保护有限;现实中,原告举证也比较困难,取得可得利益,常常需要具备各种要件。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是外交政策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邓小平是新中国领导人中明确提出应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出发点的第一人。他认为 ,国家利益是一个由各种利益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是其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利益 ,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为了实现这一国家利益 ,我国必须采取坚定而又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 ,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外交政策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确定利益边界的年代

众所周知,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是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增量做起,新的利益是从旧体制的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主要就是增量对于存量的冲击,比如民企之于老国企,体制外的体力劳动之于体制内的脑力劳动,经商群体之于公务员     

利益机制背景下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研究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性质一致且均属于劳动人民,但是当前从社会地位上来看,农民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引发利益分配不均现象,由此农民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以法律措施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是中国人权保障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前提。基于此,本文将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以该法律中的利益与利益机制为切入点探讨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并就农民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设路径展开分析。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争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三个阶段。其中 ,建构主义的挑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现实主义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作为系统理论向国际关系大理论过渡的必要一步 ,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