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异质共同体的构建与维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

异质共同体是指拥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又拥有共同利益的多个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发展或者是由于共同威胁的存在所组成的共同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典型的异质共同体.异质共同体构建的原动力是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内外形势所迫.异质共同体构建的模式从相对量度的角度来划分有有核心型和无核心型两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用的是有核心型的模式.共同体的维持需要处理好主导利益主体与各非主导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各非主导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异质共同体的更新与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社会整合——以晋察冀边区为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在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基于对晋察冀根据地社会阶层状况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以民族抗战为契机,以乡村社会整合为内在源动力,以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思想文化整合、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整合机制,整合了边区各种资源,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会、协会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义乌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链接点的双重结构解体,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应对流动、异质化的公共社会治理,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形成.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功能,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和谐,切实满足非公经济人群政治和社会治理诉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活力,避免全方位主管或放任不管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提升商会、协会组织引领功能,健全异地商会组织建设和运行机制,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     

从治理理论谈反邪教协会功能的发挥——以厦门反邪教协会为例

厦门反邪教协会积极参与邪教问题的治理,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也存在诸如内在动力不足、后备力量欠缺和工作能力有限等问题,可以从厦门反邪教协会的自身完善与其外部环境的改善入手,实现政府与反邪教协会的良性合作与互动,走多元化治理邪教的健康发展道路。     

关于行业商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问题的思考——以吉首市为例

促进行业商协会积极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对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根据吉首市行业商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现状,从承接内容、承接方式、制度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促进行业协会有效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政策建议。     

哈特阶梯理论观照下的社区儿童参与探究——以宁波市海曙区华兴社区“青少年协会”为例

社区儿童参与是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罗杰·哈特的儿童参与阶梯理论为基础,通过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宁波市海曙区华兴社区的青少年协会这一社区儿童参与组织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华兴社区青少年协会的儿童参与活动跳脱了非参与阶段,体现出儿童参与程度从低阶段到高阶段的发展过程,对社区社会资本增长起到了催化作用,形成了一个可行的社区儿童参与模式.     

“个别化”社区矫正实践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社区矫正试点以来,上海坚持重在体现人性化管理、人文关怀的工作理念,2011年以来,上海各个区县更进一步积极创新实践“个别化矫正”方案.以上海市F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理论和实践考察,支持社区矫正实施的社会土壤、专业人才介入和干预、执法权和机构的规范性、严肃性有待改善.     

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些社会和环境问题凸显,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并影响日后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过大,给居住、交通、就业、环境等都带来一系列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在城市管理方面可供有关部门借鉴。     

社会职业启蒙教育活动初探——以上海市“平一”小学为例

针对社会就业困难日益突出的矛盾,尝试从社会职业启蒙教育的必要性、教育体系、活动机制、教育启示等方面,开展社会职业启蒙教育的探究。通过动员家长,挖掘社会职业资源,结合实践,注重认知体验过程,让小学生走进社会,能够了解职业的多样性、平等性和良好的职业品质,以期对于学生将来的成长和社会就业起到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积分管理制的户籍制度改革研讨——以上海市、青岛市为例

在中央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下,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不一。上海、青岛等城市纷纷实施了积分管理制。积分管理制度在加强城市动态人口管理、缓解城市资源供给压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质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一样,以居住证为载体,附加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通过对上海和青岛市的积分管理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及应该遵循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智慧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以上海“一网通办”改革为例

一网通办改革,惠及民众像网购一样方便和进一网、能通办,体现了顾客导向和整体性政府建设的要求,为智慧政府建设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以一网通办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智慧政府建设推进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表面在线上,实际在线下,根子在政府管理和政务服务流程的优化和完善。智慧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顾客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基础是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未来价值取向是推进政务服务流程的革命性再造,打造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相融通的整体性政府。     

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三方合作研究——以上海市徐汇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为例

我国社会转型引起公共服务主体变化和社会利益需求多元化,为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契机。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成为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形式。上海市徐汇区通过养老服务社会化探索和实证了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三方合作模式。它充分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不仅整合了资源,而且发挥了最佳服务效果,使民众最大程度地获益。     

法医鉴定“多”、“重”、“错”的原因与对策——以伤害犯罪案件为例

法医鉴定,特别是在伤害犯罪案件中,存在多、重、错的原因,既有鉴定体制问题,也有鉴定时机、鉴定标准、被害人的配合程度、鉴定委托的问题。规范鉴定程序,改革鉴定架构;完善鉴定标准,统一技术规范:加强业务协作,严格责任追究:实行鉴定公开,减少双方误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     

机关青年英语“学用脱节”现象及原因分析——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机关青年进入机关工作2—3年后，英语水平大幅下降．“哑巴”英语现象比较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后续学习培训的动力不足、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缺乏实践机会等。但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和机关重视不够。要改变这种状况。领导要高度重视机关青年英语学习培训问题，形成推进、激励机制。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的现状、特点及难点分析——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

近些年,扰乱市场秩序犯罪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呈现出逐步蔓延的趋势。通过对2009年至2011年上海市检察系统办理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以及2007—2011年5年间上海市嘉定区审结的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进行实证调查,同时结合上海市乃至国内有关扰乱市场秩序的相关数据和具体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从司法实践入手,总结此类犯罪的基本状况、总体特点及适用难点,以期为依法惩治扰乱市场秩序犯罪及立法完善提供深入、切实的实证素材与基础性材料。     

试论“三严三实”的内涵——以朱子的“知、行”观为视角

<正>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而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6][p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作风建设入手,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三严三实的提出,正值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全民需要凝聚共识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的时期,对作风建设所做的进一步诠释和推衍,意义非凡。具体言,习近     

后“三基”时代的警务工作导向——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全国"三基"工程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目前公安机关进入了以"三项建设"为重心的后三基时代。本文通过分析衡阳市"三基"工作面临的形势,指出警务工作必须以现代化、正规化、职业化为导向,实现公安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于“三项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三明市公安机关为例

三明市公安机关在“三项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以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筑牢稳定防线，以改革侦查破案机制提高打击能力，以信息化建设推动现代警务机制的日益形成，以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以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增强公安整体素质，改善公安工作环境。坚持改革创新，精细运作，突破难点，务求实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和“三项建设”，全面提升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影响治安“三基”建设持续发展的原因透析——以江西省治安“三基”建设调查为例

近年来,治安“三基”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没有夯实思想基础,治安基层基础工作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不突出,缺乏科学的操作规程,缺乏基本的警力和警务条件保障。没有建立健全科学的考评激励机制,基层基础工作缺乏动力、活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