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社会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社会相对不稳定时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建设先进文化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先导因素,为社会稳定提供思想保证、社会规范和智力支持,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维护社会稳定的依托和目的。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浅谈团的“地位”与“作为”

“无钱无权共青团”,虽然团干部听起来未免有点心酸,但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共青团组织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个顺口溜更加生动:没有钱,没有权,干好工作靠嘴甜;没有钱,没有权,发展事业靠化缘;没有钱,没有权,跑上跑下讨人嫌;没有钱,没有权,忙里忙外没得闲;没有钱,没有权,党有号召冲在     

拆除“社会墙”的对策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出现社会道德的下滑,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公正,缺少利益共享机制和畅通的利益表达途径,使得社会不同群体对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猜疑、隔膜和不信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社会墙。这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有效的思路来解决。要拆除社会墙,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大力发展社会资本,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构建社会利益共享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同时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体制性症结及对策探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矛盾,而是社会矛盾日趋复杂的外在表现,是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心态失衡、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社会矛盾外溢、基层政府权威弱化造成社会规范失序以及社会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现象。只有针对诱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体制的症结,深化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人大代表“社情民意站”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正>人大代表"社情民意站"就是以人大代表为主体,通过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和固定人员,接待前来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选民群众,进一步畅通和便捷人大代表与选民群众联系的渠道。"社情民意站"是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掌握社情民意的平台;是选民协助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执行职务和向人大代表倾吐心声、发表意见的载体。对人大代表"社情民     

“老虎吃人”的背后

针对国际透明组织近日发布的我国清廉指数(CPI),反腐专家对其进行分析后表示,中国廉洁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     

“一卖一买”的启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低成本、精细化的服务,既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祉,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行政效率。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我们遇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时间紧迫的任务.我们认为,协商民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协商民主具有平等性、公开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等特征.而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与实施协商民主的条件要求是一致的.协商民主理论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协商民主实践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已经包括从微观环境到宏观环境的整个过程.     

草根维权组织的属性考察与运作分析——基于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维权组织的调查

基层民众的集体维权是我国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H市"城中村"村民维权组织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对政府征地拆迁计划实施抵制,并进行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文章着重分析维权组织成立的原因及其属性、维权目标与行动方式、维权组织的普通成员及其骨干分子等问题,并就这些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调查和分析表明,这些组织具有临时性、民间性、地域性、非政治性、非正式性以及弱组织性;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争是它们日常维权的主要方式;维权骨干分子是村民中有代表性的成员,但不是显著有别于普通维权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维权中公私兼顾,并非纯粹为民请命。维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减少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出现,有助于和谐地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社会发展与人民政协功能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民政协面临诸多挑战:民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与政治协商制度渠道不足的矛盾突出,界别利益表达不足影响了协商政治作用的发挥,协调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能力亟待提升.拓展人民政协的功能,需要推进功能性的政治协商转向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开拓代言群体的界别范围,增强界别利益表达的能力,创新发挥协调关系作用的平台和路径.     

从“完美独裁”到“不完美的民主”——墨西哥政治转型与民主质量评析

墨西哥政治制度奠基于1917年宪法,宪法规定其为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然而墨西哥政体运作并未完全遵循宪法的设计,反而成为"完美独裁"的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在维持70年后于2000年实现了政权更迭,从而转型为民主政权。历时12年后,墨西哥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民主初步巩固。然而从墨西哥13年的民主经验来看,民主质量显得并不完美,贫富分化、毒品暴力等社会问题突出,民主并未带来良政。     

康巴的期待：“进康合作”的调查与思考

一、“进康合作”成效显著 地处甘孜州东部的康定县，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包括汉、回、彝、羌等多民族杂居的县。全县有中学４所，小学１２９所，在校学生１１９４８人，教职工８８４人，其中代课教师 １１８人。由于该县经济发展滞后，对教育的投入远远达不到普及初等教育的需要，尤其是折多山以西地区的民族教育更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进康合作”的实施，为改变教育落后的面貌，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进康合作”是民进四川省委与康定县于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教育领域进行的全方位合作。其间，我省其他６个民主党派先后涉足此项合…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右玉精神”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右玉县历任县委、县政府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懈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执政为民、尊重科学、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右玉精神＂。     

“赢”与“输”的变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启示

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探讨国共两党"赢"、"输"的变换,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个政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尽可能团结和凝聚一切力量,否则就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一个政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自己奋斗的最高准则,离开了这些最高准则而谋一党私利,就只能走向消亡.     

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化解理念与路径研究——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模式,分析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主要特征及其产生原因,指出了我国政府在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中应坚持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包容贵和、共建共享和公平正义,在思想基础、现实基础、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实践模式等方面探讨了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路径。     

社会组织“婆婆”下课的启示

在进行大部制政府机构整合、重组后,部分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须向社会转移。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并使其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社会职能,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体系中非营利组织的嵌入式生存与聚合性发展

非营利组织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职能和作用,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点,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期待和新需求的有效方式之一。要优化非营利组织对公共服务的嵌入,促使其实现聚合性发展,就要营造健康的政策法律法规环境,多方拓展其资金来源,还要提高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增强其公共服务的本领和社会治理能力。     

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