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狱行刑机能的教育理性

在现代行刑视域中,教育居于狱政哲学的核心。作为行刑谱系的主体构成,监狱教诲、教育与劳动感化对教育学元素的内生与注入体现了行刑与教育的关联耦合。教育学图景中的监狱行刑面向罪犯提供道德复萌与理性启发的必要路径,并建构作为教育载体的劳动模型。监狱教育隶属特殊教育的范畴,被广泛赋予精神启蒙与聚合民众的意义,其无法脱离教育学原理与经验的支持。探究行刑隐含的教育学意蕴,可为审视监狱行刑机理提供最好的注解。     

论行刑的宗教介入

行刑的宗教介入是指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施以宗教教化,通过对其犯罪人格进行救赎和培养伦理自律以预防其再犯。行刑的宗教介入符合着刑罚的本质,调整着监狱构序,促进着罪犯的自我实现并修复着罪犯的道德判断能力,最终助推着法治文明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行刑的宗教介入通过谦卑和大爱来对罪犯进行着灵魂救赎与伦理自律的培养。行刑的宗教介入以神职人员与罪犯之间进行宗教信条的"交通"为现实体现。行刑的宗教介入所走向的是正义行刑。     

论和谐语境下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宽容

在监狱行刑工作中,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凝神聚力地推进行刑现代化的进程。培育对服刑罪犯的宽容意识是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宽容意识本身又通过监狱行刑人道化、监狱事务民主化及未来行刑前景社会化等价值追求的实现得以勃兴。需要正视对服刑罪犯宽容,做到宽容不宽纵;积极内化对服刑罪犯宽容,更新罪犯教育改造观念,完善狱内服刑罪犯的权利救济机制和适时引导国民对罪犯群体的适度宽容的情感。     

监狱领域主体与客体关系新论

监狱领域中存在行刑主体与客体、改造主体与客体等基本范畴。监狱行刑主体是监狱及其民警,行刑客体是罪犯;改造主体是罪犯,改造客体是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恶习。在行刑主客体与改造主客体这两对基本范畴之间,行刑主体与改造主体处于上、下两个不同层次,且行刑客体与改造主体是同一体,因此形成"二层次主客体联结论"。     

论监狱行刑的特殊预防效应

一、监狱行刑特殊预防的含义 监狱行刑的特殊预防是指通过监狱对罪犯的管束和改造剥夺罪犯在行刑期间危害社会的能力并使其在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一段时期内不再犯罪.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日益为立法者和法的适用者--法官所看重."法官适用刑罚的意义,则是在于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适用刑罚一方面是可以对犯罪人进行再社会化,同时也能起到将危险的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离的作用)".②对罪犯进行再社会化是现代监狱努力追求的目标.我国监狱学家许章润先生指出:"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刑一般都以(或应以)最大限度地矫正罪犯、预防再犯为行刑目的,"③监狱行刑特殊预防的含义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罪犯感化教育的学理基础

感化教育是现代监狱行刑的重要原则。人类的学习本性不仅使受教育成为必要,而且使其固定为社会化的一种需求。更重要的是,人性可以借助充足和完善的教育进行重塑。由于犯罪是一种社会化缺陷的反照,因而罪犯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罪犯教育矫正的原理即在于通过良好教育使其重获守法的心理倾向,增强抑制犯罪的心理力量。从社会学、人性论与犯因性的学理角度来看,罪犯感化教育不仅事属可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     

论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特点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监狱行刑法律关系,是指监狱在对罪犯依法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与服刑罪犯构成的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它是监狱学所要研究的重大基础课题之一。在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中,监狱拥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罪犯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两者都有独立的意志,都是主体。监狱行刑法律关系具有主体的特定性、主体地位的矛盾对立性、主体意志的唯一性等特点。     

行刑中的罪犯文化心理研究

监狱是以刑罚执行为要素的彰显监狱文化力的文化磁场。罪犯在行刑的文化磁场里，在监狱文化力的作用下，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罪犯在改造与行刑过程中对监狱以文化为矫正力的意识作用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反映。罪犯的文化心理通常由文化认同心理、文化需求心理和文化冲突心理组成，具有渐进性、差异性、变更性、递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对罪犯的文化心理研究，有利于科学认识罪犯的改造特性，把握罪犯的行刑轨迹，提升监狱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和矫正功效。     

紧急状态下监狱行刑监督机制的创新发展——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分析视角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监狱行刑面临着罪犯安全保障、干警权益保障、行刑秩序运转以及舆情应对等各方面的挑战。监狱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传统的行刑监督的基本思路、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均需要予以变通,以适应紧急状态下监狱行刑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保障监狱服刑罪犯和监狱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完善追责机制,防止不当追责。对此,应当在明确监狱行刑监督原则的基础上,完善行刑监督内容,科学划定相关人员追责边界,并根据具体情境创新监督方式方法,从而使监狱行刑监督工作适应监狱行刑工作的变化,推动监狱行刑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