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共性基础

中俄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整合中具有制约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历史基础、国力基础和利益基础,是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制衡“单极化”的中坚力量。     

作为传统需求管理工具的美国财政政策

作为传统需求管理工具的美国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启动注水”政策、“补偿性”政策和“增长性”政策三种类型 ,三大政策的目标取向分别定位在“反萧条”“反经济周期”和“加速经济增长”。实践中 ,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发展的需要。只要运用得当 ,三大政策在各自的作用区域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三大政策都是以赤字手段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目标 ,但实现的目标各有侧重 ,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所不同。无论实施哪一种政策 ,都需要对经济形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并主动予以实施 ,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时机选择非常重要。从三大政策中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是 ,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位应该合理适中 ,要把短期稳定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结合起来 ,不能厚此薄彼。     

同性婚姻问题与美国政治

随着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仍陷入分裂状态。美国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同性恋者是否拥有结婚权,以及同性婚姻是否享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权利和经济、社会福利而展开的,这一争议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及传统的婚姻观与平等权之间的冲突。与其他道德价值观问题一样,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不同党派、意识形态、种族族裔、宗教信仰、性别、年龄、地区的美国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别。对于美国政治而言,同性婚姻问题已经成为区分民主、共和两党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近几次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和选举战略的一个"楔子议题"。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曾一度害怕中国内部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看,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并没有大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曾做出过积极表示。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加之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最终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关系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尤为突出。通过案例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可以看出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增加了在南海内沿和外围的军事战略存在,还加强了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不过,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海政策军事化目前并未达到其希望的效力,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愈加难以保持平衡。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此有所倒退,南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克制态度,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预案,通过高质量外交对话等方式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网络安全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完善了网络安全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美国政府通过重视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而且有利于政府与私营机构间的合作。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努力促进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希望增加企业遵守政府法令的积极性。为了巩固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美国不仅加强自身的网络部队建设,而且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然而,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一系列挑战。"斯诺登事件"对美国的网络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提倡的网络空间国际规范遭到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的质疑。鉴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实力的变化,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的网络安全目标很难完全实现。     

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

伊拉克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美国“新欧洲”战略的议论。本文对该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指出 ,“新欧洲”战略根本上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产物 ,其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加快了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步伐 ;中东欧国家主动靠拢美国为“新欧洲”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新欧洲”战略的实质是分化和削弱欧洲 ,即美国试图通过北约扩大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 ,利用中东欧“新欧洲”来牵制德法“老欧洲” ,以此限制欧盟的强大。“新欧洲”战略将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的困境

《普林斯顿报告》提出建立"民主联盟"战略构想后,曾经一度引起战略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奥巴马上台后,并未明确提出采纳"民主联盟"战略构想,表明该战略遭遇挫折。但是,奥巴马政府未采纳"民主联盟"战略,只是一种策略考虑,而不是战略抉择。从长远角度来看,推进民主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且也存在继续推进民主的国际条件。因此,作为推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联盟"战略也有被重新考虑和实施的可能。     

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

美国“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的极化困境。许多学者将美国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强视作政治冲突加剧的表现,但忽略了政治冲突是具有不同性质且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冲突的“变质”,即良性政治冲突转变为恶性政治冲突。这种良性政治冲突来源于“宪政平衡机制”和“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根植于深厚的“民情”和“共识”的社会文化基础。随着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情”和“共识”的衰落,政治上“积极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政治精英和大众选民中“温和派”影响力的减弱,导致不同群体间敌对程度的加剧和对话空间的消失,政治冲突的性质开始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困境。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全面伙伴关系”评析

印尼总统苏西洛在2008年提出的建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自2009年以来,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在民主与公民社会发展、教育交流、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经贸关系、安全合作、能源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具体进展。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有几个特点:重视双方多层次的交流与沟通;内容非常广泛、具体,这些具体合作更有助于合作习惯的养成;重视政府层面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层面主体作用的紧密结合;重视充分发挥双边合作的战略性影响,等等。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体现的特点,能够为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

美国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商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时最为关切和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认为,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概念是冷战的产物,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美国最为有效的贸易保护工具。无论是采用生产要素方法还是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都使中国输美产品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中美迄今在这一问题上似乎仍没有松动的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多年来对美贸易顺差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美国总统对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措施难以施加影响,以及美国商务部裁量权过大等。     

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评介

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引发美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该书基于美国霸权想象构建中国“大战略”,声称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采取钝化、建制与全球扩张战略,以便实现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长期目标。从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动向来看,该书已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南”。评述该书的弊端与不足,不仅有利于理解当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之根源,而且有助于把握和研判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致走向。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

1961年，肯尼迪政府依据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制定了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政策。在新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努力减轻对韩国的经济援助负担，积极鼓励韩国遵循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走向“起飞”，最终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的开发援助政策存在悖论：一方面接受甚至促使朴正熙政权广泛干预经济，协助当地政府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又以韩国为“样板”浮夸式地宣扬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推动作用，抵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传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目标与手段的分离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