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论和谐社会构建与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法治、法治运行、法律监督的分析得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法治;法治的关键是法治运行;法治运行的保障是法律监督。     

法治思维——社会转型时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

社会转型不仅仅表征为经济形态的转轨,更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文明再生的过程,其经历了由人治思维到法律思维,进而再到法治思维的历史嬗变。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局惟法治可破,惟运用法治思维兴民权、抑公权、保民生,构建规范、民主、科学的社会治理机制,从而最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唯此,回归社会转型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才成其为可能。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政府法治建设——从印度政府治理得到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和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诉求。     

数字法治政府的机制再造

数字法治政府并不仅仅是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而是现代法治迈向数字法治这一转型升级进程的必然反映。因此,它必将是一个从业务流程、体制机制、再到制度模式的总体性重塑过程,进而形成了数字政府平台机制、数字行政行为机制、数字公民参与机制和数字社会治理机制。这就需要坚守数字法治价值,确立数字行政的正当合理框架,保障数字公民参与权利,塑造良法善治的数字文明生态,从而有效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构建数字法治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社会之间呈辩证关系,法治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要正确运用法治理念,在立法决策、检察工作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和谐社会首先应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又在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目前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政府转变执法观念、健全行政法制、规范行政执法、加强监督、坚持依法行政,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现状及培养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法治社会构建的思想前提——法治意识已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朝着文明方向发展的主流趋势.当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存在培养机制不完善、受众群体分布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从国家主导型下的模式和社会自发型学习的模式这两个方面进行培养.通过各种途径让公民自觉学习法律,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最终形成高层次的公民意识倒逼法治中国建设的局面,从而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度.     

论法治中国视野下警察职业思维的定位——基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新概念,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公安机关是代表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应当以此为契机构建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警察职业思维方式,运用法治思维阐释社会现象、校正执法理念,实现由政治思维、道德思维、权力思维、经济思维向法治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广大公安民警来说,选择、树立和培育法治思维就是建立一种职业的思维方式,即要求在公安执法工作中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正当程序和公平正义。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法律人格概念的发生学机制,涉及到法律位格的古今学说史。古典罗马法中,法律位格从未被规定于普遍意义上的"个体—主体—实体"之"人",而是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层次,从上往下分配位格的各种减等形态,形成多层次、差序化的法律位格体系。现代的法律人格和法律主体概念摒弃了古典罗马法根据实践需要而设置法律位格,并灵活分配不同行为能力的传统。现代法律主体的诞生,是法律位格的简化和一元化的收缩过程,原本差序结构的法律位格被收窄到世俗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主体位格。人工智能革命也可尝试在法理学上纳入这一法律位格的拟制传统。根据物种位阶的规范主义立场,现代法人制度通过"位格加等"把人为设置的团体组织提升到具有一定法律位格的地位;"智能机器人"概念是对"智人"概念的模仿和拟制,人工智能概念是通过"位格加等"把机器人提升到自然人的法律位格。法律主体学说之现代性立场有其限度,从法律主体概念回归法律位格概念,是人工智能时代法理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     

Legal Positivism and the Nature of Legal Obligation

Law and Philosophy -     

论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

法定代表人制度根植于利益一致性假设,缘起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现实需要的回应.在《民法通则》的框架下,法定代表人的担纲者垄断了法人的意思决定与意思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独任代表制”,并由此导致了“僭主现象”频发等弊端.《民法总则》立基于意思决定与意思表达分离的法人意思表示逻辑,以代理机制重新厘定了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确立了法定代表人的特别代理人地位.法人可以通过章程或权力机关的决议等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但法律须为善意相对人提供最强的信赖保护,法人只有举证证明相对人就此种限制为恶意,才能对抗该相对人.     

Leg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rategic Virtues of Legal Uncertainty

The field of law and strategy (LAS) has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role 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date, however, LAS has neglected low rule of law environments—countries characterized by expansive degrees of legal uncertainty. LAS should account for these settings, too, sinc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is a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factor for any company. This article situates the strategic relevance of legal uncertain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fills an important gap by illustrating how LAS principles apply in low rule of law jurisdictions.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develops the construct of legal entrepreneurship—the notion that attorneys may apply an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and skill set to position the client favorably and legitimately within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legal landscape, thereby creating leg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the client. Drawing upon interviews with expert attorneys and executiv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ypology of legal strategies available to U.S. companies in China, uniquely modeling these approaches along the tw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legal strategy.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wo basic types of legal uncertainty in the cross-border context and offers guidelines for the exercise of legal entrepreneurship. Together, these arguments demonstrate that legal entrepreneurship is an empirically viable construct within the LAS project. In low rule of law jurisdictions that have embraced foreign enterprise, legal entrepreneurship will generally optimize the American company's pursuit of both legal value creation and legal risk management.     

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职业能力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法律逻辑是训练法律思维的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法律逻辑有助于准确掌握和运用法律概念,合乎逻辑地建立和把握命题并进行法律推理,对即将作出的法律裁决或法律意见进行逻辑论证.为达到将逻辑理论知识转化为法律思维能力之目的,法律逻辑学应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普法与乡村社会中的法律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不应有任何不同。就其内容来说,权利作为一种利益或是一种资格,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乡村社会会对其加以抵制。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我们必须研究作为法治主体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特别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总是处…     

论法治建设与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之一,被明确写进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强法治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治建设本身涵盖了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法律服务业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加强法治建设的内在需要,又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本文结合浙江实际,试就法治建设与法律服务业的发展作一粗浅的论述。一、浙江法律服务业取得的成就法律服务,既是一个属于商业服务①的范畴,又是一个包括法律咨询和出庭以及有关行使司法权力的行…     

论以法律职业精英化为目标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是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应当准确认识其在报名资格、考试内容、考试模式等方面的"变"与"不变",坚持其服务于法律职业精英化的目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的"法律职业"应做限缩解释,仅限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具有国家级、统一性、职业资格考试的特征,应协调其与其他国家考试的关系,取消地域区分,突出职业性。在提高报考条件和设置四年过渡期的基础之上,应禁止通过者重复报考,设置报考次数上限。与"二阶段"考试模式相适应,在考试内容方面应精简考查科目,增强命题的综合性和实践性。此外,应当完善合格命题者的资格条件和选拔程序,以社会需求为参考划定分数线,适当延长客观题考试成绩的时间效力。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墨家法律观首先在事实性的有效性向度上,认定和证成了法律的文本性、符号性、行动性、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事实性的张力;其次,在法律有效性的规范性向度上,墨家以法为天,认定法源自于天,法是天的根本意志的体现,而天的意志的实质乃是--具有正义、平等、实践三个显著特点的--兼爱利民;其三,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上,墨家把法的产生和生成、法的有效性及其实现,置于"从事"、"说书"尤其是"谈辩"的世界里,提出了语用谈辩的交往法律观:把法的有效性标准及其检验看作是,透过"古者圣王"、"百姓耳目"、"百姓人民"中的谈辩--即经过多主体的交往理性,而达成的"中效"或"共识"。墨家的交往法律观主张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谈辩",来化解"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兴天下之利"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