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发展与法律知识化

法律发展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价值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法律知识化”、话语合法化以及法律主体的价值立场的有效运作，是法律文明、有效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发展话语摒弃规则主义弊端制约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现代法治的确立与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化过程密不可分，法律知识化由知识对法律的关系提升、扩展为一种法律观，再由一种法律观落实为一种价值观、方法论，并由此引导法律主体追求和建设一种新的法律文明。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知识化”使法治成为近代法律发展的本质性，把知识化原则导入法律发展领域，从而实现了法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澳门监狱法初探

澳门监狱法吸纳了兼容报应刑与教育刑的“一体论”的行刑观，追求行刑的公正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动态平衡，并以使罪犯回归社会为监狱行刑的最高理念?在此理念导向之下，澳门监狱法设计了一套富有法治精神和人性色彩的行刑制度。程序正当化、处遇人道化、行刑个别化、劳动法定化、处分多样化、矫正社会化，是澳门监狱法制的主要特色。     

论罪名的法定化:机遇及路径

刑法典需要一次系统调整,罪名法定化的契机已到来。司法罪名对于罪名的统一、规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非正当性、非准确性、非体系性的顽疾。罪名立法模式中,存在法定化和非法定化模式,法定化模式进一步分为标题式罪名、定义式罪名和个别定义式罪名。罪名法定化的整体思路有立法解释、刑法修正案和整体嵌入刑法典的方案可供选择,它们之间操作简易性依次递减、方案优势依次递增。罪名法定化的微观操作就是应当实行标题式罪名、注重罪名的类型化、保持罪名间的协调。     

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

社会资本研究沿着关系效用的逻辑发展,只关注其经济性,而遮蔽其社会性,这违背了布迪厄提出资本理论以破解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的初衷。资本是结构和能动视角的双重蓄能,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是人与群的互动问题,社会资本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个体层次的关系资本,而是源于占据了一个熟识关系制度化的社会网络,其网络身份让个人可以借用集体共有的资本和信用。社会网络的社会性即在于网络整体的不可化约性,网络整合人,人也同时占据网络。徐福敦另立门户的例子具体阐释了社会资本如何在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的过程中进行积累即再生产的。     

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作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之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的运行存在着很多缺陷,本文就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完善措施。     

罪刑关系法定化困境与人道主义补足

刑法适用中的核心问题是对罪刑关系法定化的理解问题。罪刑法定的基础定位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存在着"文字困境"及对合理性的限缩,实践中则为解决这一困境走上了歧路——司法犯罪化。而对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不当解读则强化了这一思路。刑罚人道主义作为刑法适用中的一项基本价值观,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困境的合理解脱,也是缝合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之间分歧的有效方法。同时,只有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刑事政策本源性的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才具有时代性内涵,刑事司法权的运作才会在法定性和政策性中找到平衡点。在刑法失范的时候,人道主义的思维是一种补强,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补足。人道主义的展开是建立在刑法理性基础之上的,不是无休止的宽容或纵容。此外,刑罚人道主义还是刑事司法职业者的一种道德责任。     

现代企业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

一、对“资本”观念的再认识资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一种恶梦般的“世纪恐惧症”，迄今为止，人们仍陷于舌枪唇剑的百年之争中，再认识“资本”，是因为资本作为经济运行环境中的要素，在中国经历了一段过于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它的后面加上“主义”两字之后，原本中性的概念，就很容易被政治化了，近一个世纪来，一提到“资本”人们就把它与机器、设备以及其他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资本唯一存在形态，甚至认为资本是一个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范畴，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资本来到世间，从…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走向研究

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教养制度需要用彻底的变革来回应目前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的变迁是劳动教养制度变革的逻辑起点,在坚持法治化、人道性、教育矫治原则和文化性原则下对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进行设计,将其定位为一种司法性强制教育矫治措施,实现适用对象的法定化、适用程序的司法化和执行模式的教育矫治化。     

论公民养老权的制度化

养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实践中都已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公民养老权制度化主要表现为形成权利目标、界定权利概念、权利法定化和保障权利实现。     

改革和完善再审诉讼程序之探索——以《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为例

改革和完善审判监督程序，是人们长期关心的问题。本文阐述了中国审判监督的现状和审判监督在一定时期存在一定规模的认识，提出将现行的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申诉和申请再审模式诉权化、程序化、法定化，构建再审诉讼程序，介绍了《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的构架和基本内容。     

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下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新探——基于象征性立法进路

反思动物在生态环境秩序中的该当定位是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下的中国问题。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不仅是动物伦理地位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也具有法哲学上的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目前，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动物完全主体论和限制主体论的“不可行”,而这两条进路不仅误读了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诉求的原初意旨，还忽视了动物作为平等道德主体不可类人的伦理事实。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并非是要在形式上仿人法逻辑“学样”,将动物硬性纳入人法制度体系，而是要在人类族群内部以最高权威性规范的形式表达对另一个族群作为平等存在的理性尊重和正当权利的保护愿景。象征性立法是一种内蕴正当性的立法模式，通过象征性立法将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不仅可以通过价值宣示表达人法对于动物作为平等存在的理性尊重，还可以通过价值建构重塑人类动物权利保护意识和行为，进而提供动物权利保障的“潜在实效性”,是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的可行方案。如此，也恰可启发中国环境法典自然生态保护编的编纂者所秉持的理论前见。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当代中国幼儿教育主流知识观的嬗变

建国以来，我国幼儿教育领域先后出现了三种主流知识观：一是理性主义知识观，以唯理论为哲学基础，强调知识体系的传授，作为幼儿教育的传统知识观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二是经验主义知识观，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实践从大自然、大社会中归纳知识，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现已处于“自我消失”的边缘；三是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知识不是教师外部的传授，而是儿童主动建构的，起源于皮亚杰的活动建构观，近两年来受到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的影响，体现了社会交往建构观、个人化知识、后现代知识建构观察等不断丰富的建构主义知识观的核心精神，对幼教改革的深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陪审制度的比较与评论——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模式为样本

作为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形态,陪审制改革是当今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司法改革的一个新动向。日本的裁判员制度、韩国的国民参审制度、台湾地区的观审员制度作为三种典型样态,在合宪性和法理上存在严重分歧,令人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应该从程序民主的内部技术视角而非局限于外部系统来回应民意与情理,以陪审制度的完善疏通司法为民与司法公信的法定化、程序化管道。     

时间观与法律

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是人类的两种基本时间观类型。它们分别契合于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在社会秩序方面,循环时间观具有现象化、整体化与永恒化的倾向;而线性时间观则具有本质化、个体化和即时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呈现于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之中。另外,在古代法律中,有关时间的内容是以循环时间观作为预设的,而在现代法律中则为线性时间观。现代法律作为法治的制度规范,其线性时间观预设也构成了法治的时间观预设。对法治的认识,有必要从时间观,特别是线性时间观的维度予以展开。     

论教育学教材文本的性质与书写

对教育学教材的文本性质与书写方式的思考,是进行教材建设的理论前提。在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观的影响下,传统教育学教材追求知识的精确与理论的完备,忽视教材的人文性与生命性;强调教材教育知识的权威性,而忽视教育知识的对话性与生成性。其书写遵循的是知识的逻辑而不是生命意义的逻辑,强调的是文本的正确性,而忽视文本的反思性与创造性。教育学作为一门以人文事实为基础的学科,其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实践的开放性决定了,追求确定的教育知识是徒劳的,将教材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也是错误的。由此,我们需要反思教材的文本性质,重构教材文本的书写方式。     

论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

本文将行政法治原则视作一种依次由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律制度体系、行政法治实践与非正式制度体系所构成的知识谱系，并提出“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这一命题，将行政法治原则定位为一种地域性知识。文章首先对这一命题的涵义作了正面阐释，认为行政法治原则具有流变性、回应性、共识性与乡土性．并附带地澄清了一些可以预知的误解。其次，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将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归结为形式性、实质性与整合性三种理想类型。再次，探讨了导致行政法治原则地域化的制约条件，作者选择了民主体制、分权结构与理性观念这三个因素来解释行政法治原则地域化的成因。最后部分是余论，作者罗列了几个在正文中不便表达、但并非不重要的观点。     

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被害人过错酌定情节法定化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解决被害人过错责任在我国司法中存在的弊端，关键是将被害人过错法定化。通过对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弊端的分析和对国外关于被害人过错的立法例进行比较研究，从罪刑均衡、司法公正等方面论证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被害人过错酌定情节法定化的具体运作方案。     

论程序民主

民主因其操作的难度,由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变成了一种理想和追求的目标。民主的难题却可以由程序来解决,程序民主把民主问题程序化、制度化、科学化,可以增加人们的信任,因为程序减少了许多偶然的因素,使实现目标的过程变得明确化。程序民主理论不仅包括对程序要实现的目标的价值判断,还包括程序自身的过程性判断。     

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引发的论争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小学教育知识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教育知识观从知识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向,也体现为教科书文体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同时还表现为教育知识取向从实用向人文性方面的转轨。无论哪一种转型,都引发了不同群体的批评。这种基于各自立场的批评与反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待教育知识转型过程中"经典"与"通俗"、"实用"与"人文"、"文化"与"兴趣"之间不同取向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