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框架协议谈判现状分析

WTO制度的建立有效地推动了国际经济的发展,多年来的国际经济实践证明,WTO制度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原则。但是,国际经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形势迫使WTO制度进行调整,根据WTO的基本职能规定,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制定新一轮协议,是WTO要达到的目的。2001年以后,WTO组织的谈判议题不断增多,涉及的事项有:非农产品关税、知识产权、农业、服务业、贸易与环境、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争端解决、补贴和反倾销等。这些谈判议题都是国际经济法律中被密切关注的重点。新一轮谈判要达到的目的是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有利于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人权保护初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和人权的关系越来越敏感,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字眼,人权保护体制应该随着贸易全球化发展而有所扩张。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是国际法一部分,在推动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多边贸易体制于国际人权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产生。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将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和分歧看成是各个法律体系分支的矛盾,提出应该以固有的解决不同规则之间冲突的方式来协调,最终实现多边贸易体制下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议题

通过艰苦的多边磋商,WTO多哈部长级会议于2001年11月14日最终发表了宣言,决定启动“千年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并安排了一个涉及内容广泛和平衡的谈判议题方案及相关的时间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议题,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多哈会议又发表了“TRPIS协议与公众健康”的子宣言,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议题由此更加引人瞩目。本文主要就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知识产权议题谈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应采取的选择和策略。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应对的思考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为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预见性和保障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行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日益取得发展中国家的信赖。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若干缺陷,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争端大幅度上升,深入研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针对中国的特点和现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家经济安全

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标志着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力量的新型国际安全格局的确立。在这种国际安全格局中，国家经济安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WTO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放大了国家经济安全原有的风险因素，并增加了新的风险因素。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因制度冲突而产生的制度风险。能够在多达程度上减少乃至避免这种制度冲突和制度风险，决定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能够从WTO多边贸易体制中得到效益的程度，进而决定了其在维护本国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能力。     

区域经济一体代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陷入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却保持良好,究其本质是区域集团所特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其他优势的共同作用。本文认为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最大例外,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存在着矛盾,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促进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下,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初现端倪。20世纪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大萧条与当今全球金融危机催生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有惊人的相似。而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为了避免"多米诺骨牌"现象再次发生,在当前形势下,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完成,信守更坚实和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将是应对金融危机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保障。     

WTO框架下的环境标志问题与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完善

环境标志问题是WTO环境与贸易委员会的讨论议题之一,因此,环境标志的使用不能视为GATT1994第20(b)(g)条下的例外,应遵守WTO非歧视原则且不能构成变相的贸易限制手段。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环境标志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环境标志间接将PPM问题合法化,尽管大多数成员的环境标志制度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环境标志对于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作为WTO的成员方,我国应大力加强环境标志制度建设,推动环境标志认证的新发展,同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极力维护国家的贸易安全,积极防止和应对环境标志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论区域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和影响——以NAFTA为例

在国际贸易领域,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共存,它们对立又统一,在目前的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下相互影响又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尤其是近年来,在WTO谈判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不足,但同时也对其产生了冲击。     

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家经济安全

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标志着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力量的新型国际安全格局的确立。在这种国际安全格局中,国家经济安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WTO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放大了国家经济安全原有的风险因素,并增加了新的风险因素。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因制度冲突而产生的制度风险。能够在多种程度上减少乃至避免这种制度冲突和制度风险,决定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能够从WTO多边贸易体制中得到效益的程度,进而决定了其在维护本国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能力。     

WTO时期新区域主义主导下的区域贸易协定

与传统的区域贸易协定相比,WTO时期新区域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发展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进入WTO多哈回合后,区域贸易协定因其与多边贸易谈判矛盾凸显而更受关注。区域贸易协定经历了一个法律规范的漏洞与缺失、制度审查的软弱与低效、司法审查的受困与突破的法律进路,在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并行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谨慎地参与区域贸易合作,以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     

“WTO中-美欧墨原材料贸易案”解读与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源和环境逐渐被纳入国家主权的范畴,随之而来的是自由贸易与资源、环境、主权的冲突。随着资源竞争的日益激烈,原材料贸易与资源主权、原材料贸易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也面临决择。     

FTA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研究

自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各国开始积极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含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与WTO体系中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有所不同,有学者将这种情形描述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重构"。知识产权规则作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中的重要部分,各国在此领域的利益各不相同,体现于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的具体规则也各有侧重。其中,网络技术发展作为对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变化有所影响的因素,也是各国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在分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自由贸易协议中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基础上,可以观察其中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结合实际情况讨论我国应当作何应对,从而更好地构建我国主导FTA法律框架中相应的知识产权规则。     

服务贸易补贴的多边规则

鉴于补贴对服务贸易可能产生的扭曲作用,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补贴的多边规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GATS有关服务贸易补贴的现行规定主要体现为第15条,另外,GATS第2条、第17条等也对其有间接规范作用。这些规定均存在缺陷与不足,所以,服务贸易的多边谈判仍将服务贸易补贴作为其项下一个重要议题。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谈判还未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应积极关注和参与谈判,并以适当的方式设置我国的服务贸易补贴。     

后Trips协议时代的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

在WTO时代,正确地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两个方面很重要,即：当多边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就将知识产权问题与双边贸易协议挂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FTAs）的大量出现就是例证;当多边贸易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就将知识产权问题的与贸易协议脱钩,签订了最新的反假冒贸易协议（即ACTA）。     

“竞争化”到“竞争中立化”:市场导向标准的困境及协调路径

市场导向条件经历了从美欧到西方世界小范围达成共识的过程,竞争是演进中的核心要素,竞争与贸易领域的天然联系是市场导向条件"竞争化"的原因。市场导向标准竞争中立化诠释了竞争中立从竞争领域向区域贸易规则渗透、再向多边贸易体制扩张的过程。区域自贸协定中的竞争中立以约束政府的方式规制国有企业,未能充分虑及经贸实际,使区域化协调国有企业规则的尝试面临重重困境。对多边补贴规则的修改是市场导向标准竞争中立化的新动态,恐将放大实践中矛盾与逻辑上的不自洽。WTO危机反映了规则静态与利益动态的冲突,以恪守多边主义为前提,采竞争与贸易"双轨"并行之策,在国际、国内层面协调国有企业规则,将有助于化解市场的导向分歧。     

克制和应对“碎片化”: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规范整合的司法路径

WTO协定在应对环境贸易争端和人权贸易争端时的贸易价值优先取向加剧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问题。为克制和应对国际法的"碎片化",促进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的规范整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可作为整体解释方法的条约依据运用于WTO协定的司法解释中,但这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条约"解释"和条约"适用"做出革新的认识,将整体解释方法作为自治的条约解释方法在人权和环境贸易争端中适用,而不是陷于第31(3)(c)条所述之当事国为"条约当事国"还是"争端当事国"之争。     

WTO视野下我国境外就业的相关问题与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分工的演进,我国境外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在"自然人流动"纳入WTO的管辖以后,GATS在"自然人流动"规则谈判中踌躇不前,使我国的境外就业面临特殊困境.因此,我国应以世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为契机,积极推动"自然人流动"规则的调整,以扩大海外投资,提升境外就业人员素质,完善境外就业立法为抓手,促进我国境外就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China’s ten years in the wto: its performance and new challenges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WTO in 2001 was a historic event of great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n, China has steadily pushed forwar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proactively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sitively utiliz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o develop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ll of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21st century.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China’s futuristic role in the WTO, and those dis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various interest preferences are not only one-sided and limited, but also triggering of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criteria to assess China’s performance in the WT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WTO (i.e., implementing WTO commitm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rade policy review) should be a kind of assessment criteria. Based on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of China’s performance in the WTO, it is concluded in this article tha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WTO system and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extends the scope of world trade law, improves its effectiveness, constitutes China’s new contributions to implement treaty obligations in good faith, resolves peacefully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and maintains substantively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not only caused new driving forc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but also made China face new challenges in the 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