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历程可归结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与“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两个基本命题,并在当下融合于迈向“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自主性现代司法模式。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逻辑阐释及发展理路,可从达玛什卡司法程序类型理论寻找灵感。立足于现代司法的多样化特征,达玛什卡提出了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程序类型理论,并可引申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现代化存在多种选择的命题,这可以在理论上为“现代司法的中国模式”提供支撑。同时,摒弃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于权力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对司法程序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达玛什卡“重新找回国家”,深刻阐释了司法现代化的主体性逻辑与政治生态学命题。无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抑或“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都应充分关注程序改革与作为制度背景的中国司法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契合性。未来司法建设应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反思平衡,既要深入推进司法领域中国性价值与范畴的现代阐释,也要充分关注现代性价值与范畴在司法领域的中国表达。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启蒙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遗憾的是,两次启蒙文学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为继.90年代以后,在文学领域,启蒙话语的失效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启蒙文学的世纪兴衰,与知识分子主体的精英意识具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与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因素相比,创作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改变要更为直接地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苏联时代”法治理论的生成及其主要内容

本文把“苏联时代”的法制理论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 0世纪 5 0年代以前对革命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初步研究阶段 ;二、5 0、6 0年代对社会主义法制深入研究阶段 ,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1 .界定和讨论“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和含义 ;2 .探讨和分析法制与民主、公民权利的关系。三、80、90年代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阶段 ,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宗旨是“发展民主、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正” ,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中国新文学发生期的一种政治文化的阐释

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 ,重新审视了 2 0世纪 2 0年代新文学发生期的文学革命 ,认为她由历史深层的思想启蒙、语言体式的变更、人的文学的确立 ,构成了一条内在整合的政治文化理路。五四文学革命充分揭示了个体文学家的创作心理与群体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一致性 ,同时 ,又反映出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 ,二者构成一种复杂的互动过程。     

“移植”与“嫁接”——海外华文文学滥觞时期的继承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 ( 2 0世纪上半叶 ) ,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学时期 ,它既是对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与反馈 ,又是对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启蒙与滥觞。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体 ,出现在南洋地区 ,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 ,它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移植”及对西方文化文学、居留地文化文学的“嫁接”典型地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继承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走向。     

WTO多边投资协定议题与中国的基本策略分析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之后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 ,制订新一代国际投资法典的动议再次被提上国际经济立法的议事日程。对中国有无必要推动多边投资协定谈判问题的分析 ,应以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为归依 ,并采取务实的手段。目前 ,就引入该谈判议题本身 ,中国并无明显的经济利益。然而 ,在WTO“一揽子协议”方式下 ,为了使南北双方能从整体上求得“双赢”的结局 ,如采取“议题交易”的安排 ,中国不无接受多边投资协定议题的可能性 ,但仍得以日后谈判采取“渐成式”的“自下而上”模式为前提条件。     

法的现代性：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在当代中国，法的现代性理论虽然已成为一个引入注目的学术板块，但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再审视。一方面，从现代性本身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虚构、虚拟的概念，而且已经异化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图腾。另一方面，从现代性与中国法律、中国法治的关系来看，在历史上，法律移植虽然持续不断，但百年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现代性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虽然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的法学理论，但它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塑造能力相当微弱，真实生活中的法律与法治只能按照实践本身的逻辑来演进，现代性不足以牵引中国法治实践的方向。这两个方面表明，虽然现代性这个词的价值与意义不容全部抹杀，法的现代性理论依然只是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国际刑法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以中国为基点的思索

在历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兴起到90年代末2l世纪初的繁荣之后，我国的国际刑法学发展已经步入一个“茫然”的“停滞”阶段。称之为“停滞”，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国际刑法学研究虽然从表面上看依然成果丰硕、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已陷入空前的困境；冠之以“茫然”，是因为学者们至今仍然陶醉在中国的国际刑法学研究“形势一片大好”的喜悦之中，对于浮华之下所隐藏的危机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因此，在当前浮躁的学术氛围下，重新审视我国国际刑法学研究的现状，正视其间存在的学术困境，对于深化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提升国际刑法学的学科地位、发挥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价值将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隐文本视角下的心灵真相——论晚年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悖反

"文革"后丁玲复出文坛,其公开表达的文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悖反特征:一方面丁玲反复鼓吹文艺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又有与上述论断截然相反的言论和实践.这种悖反一方面源于长期政治压迫下的心理困扰,也与现实中的宗派纠葛有直接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丁玲所汲取文化资源的内在悖反.<讲话>的政治文艺思想与"五四"文艺思想纠结在丁玲思想的深处,决定了其文艺思想的对立和冲突.     

文本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新构想

文学研究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分,具体则又可分为文学史研究、思潮流派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作家研究和文本研究等多种.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曾经历过作家研究和作品(文本)研究颇显狭隘和单一的辉煌期,但近年来,却是文学文化研究成为中心,文本研究日趋式微,受到冷落.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如何看待文本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贺仲明、李怡、张光芒、吴义勤等几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分别从学科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特征、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几个方面表达了看法.他们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文本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性是文学最基本的属性.虽然不能将文学研究僵化为单一的文本研究,应该在开放的前提上开展文本研究,但加强文本研究、深化文本研究,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化对文学本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征的认识,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促进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     

论日常生活题材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变迁

日常生活题材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一波三折.它曾经被作为无价值的低级趣味题材受到长期的排斥,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则被看作是一个揭示更有意义生活的"入口".1980年代末期以后,该题材获得了充分的价值认可.这一价值变迁既与政治因素的进退有关,又是60年社会生活主题变奏的结果.     

论“文学革命”爆发的社会时代原因

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是社会时代的产物。社会制度由帝制而共和的变迁,社会恶劣环境状况的刺激,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学改良的积淀和新文化运动的助产,构成了“文学革命”产生的四大主要社会时代因素。     

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徐志摩比较研究述评

20世纪 (重点是近 2 0年 )徐志摩比较研究呈现这样的趋势 :从艺术派别上的宏观把握到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区别 ;从外国诗歌艺术方法的影响研究到本国古今诗歌艺术的纵横度量 ;从单一的政治层面到哲学与艺术视角、从诗歌拓展到其它体裁等的多元化探讨 ;从仅局限于艺术品评扩展至民族文化心理的观照等。这标志着对徐志摩的研究既薪火相继 ,又有所纠偏补遗。     

Trusts & Trustees, 2009, Vol 15, No 1

From opposite side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from oppositesides of the world, we began 2008 as editorial greenhorns. Althoughreasonably long in the tooth as trust lawyers, and as text bookauthors,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a great dealthat previously we had taken for granted. In "Winston Churchill as Historian", in Louis (ed) Adventureswith Britannia: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ritain(1995), 47, Lord Blake recorded the great man as having describedcultured people as "merely the glittering scum which floatsupon the deep river of production." Most trust lawyers are     

文艺的德性：审美与伦理的耦合

文艺有着深刻的伦理学内涵,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道德意义就在于它是人性的敞亮与主体性的高扬。缺乏伦理学的视野,就无法全面把握文艺的本真特质。文艺作品不同于道德教科书,文艺所传达的不应是抽象的直白的信条,而应该是活的生活———经过作家审美创造的生活。但文艺毕竟不是超人类的存在,文艺展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提供测试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的光谱,文艺家的主观命意、文艺作品的客观意蕴以及受众的解读与再创造,本身就是一定价值的自觉选择和自然涵纳。伦理道德在文艺作品中必须是符合审美要求的存在,明晰的个性化(典型化)与生动的感性化,是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