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物与一般人格权的内在契合

人格物是一种新型物质形态,因其凸显人格利益而明显区别于普通之物,司法解释和实践已为人格物的确立及规则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确立了透过物之形态实现人格利益的特殊保护机制。但人格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并不为法定化的具体人格权所包容,经检视与探寻,若能在未来中国民法典中确立一般人格权这一开放性的人格权制度,则人格物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当从一般人格权条款中得到合理支持,以补充传统民法理论于此规范之不足。相应地,人格物理论与制度体系的建构将为一般人格权的发展提供新的素材并促进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现代发展。     

论儒家理想人格的育人功能

儒家理想人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儒家理想人格“尚中贵和”，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内心等方面的文化育人内容。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育人文化资源进行批判继承，积极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批判意识和竞争意识，对完善儒家理想人格的育人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大学生理想人格构建的思考

无论是儒家的古圣先贤,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探寻理想人格的设计这一人生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人格同样是时代的追求,当然也是高校德育应有之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大学生理想人格的时代纲领,指明构建大学生理想人格的根本取向、基本内容,增强高校人格教育的实效性。     

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的内在逻辑探讨

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核心与灵魂 ,它关系到整个经济法部门地位和性质的问题。对经济法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逻辑关系进行探讨时 ,会展现二者的新涵义和内容。     

公司法修订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

公司法修订的目的在于建立和发展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先进公司法理念和制度。公司法修订应通过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和对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调整,鼓励投资,促进企业发展和公司繁荣;应给予公司法正确的定性和定位,对其强制性和任意性加以合理界定;应关注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应梳理整合现行立法,以统一的公司法对所有公司企业予以法律调整。     

论公司独立人格的内在依据与制度需求

公司独立人格理论是公司制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对于公司制度的立法选择与司法适用都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通过公司独立人格的历史依据的考察,明确公司独立人格产生的实践性基础,并从多元视角剖析公司的本质属性,明确公司独立人格的理论逻辑。并可以基于此为独立公司人格的实现作关键的保障性制度设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内外部法律责任分配机制。     

取向与框架: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之比较--兼论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走向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内容证明标准、证据资格(可采性)、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差异和共同点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框架.     

取向与枢架: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之比较──兼论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走向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内容：证明标准、证据资格（可采性）、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法差异和共同点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框架。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苏轼与罗浮梅花仙事

<龙城录>一书应属北宋后期的著作.<龙城录>所载赵师雄罗浮梦仙之事的文本自身充满矛盾,且有明显牵述苏轼松风亭咏梅诗意的痕迹,苏轼的作品更具原创性.宋人明确使用这一典故始于北宋末期.罗浮山下梅花村始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这一名称同样源于苏轼的咏梅作品.     

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法哲学的智慧

法哲学的智慧与旨趣在于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这种哲学观照体现为在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的基础上,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的价值改造,从而在思想上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理想型塑。     

唐代格式东传日本嬗变考

日本学界较早就形成了关于日本格式与唐代格式没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权威性认识,但此种说法有失偏颇。日本“三代格”与日本式主要是在唐代格、式之后逐渐制定出来的,它们在形式、功能与内容方面表现出受唐代格、式直接影响的痕迹。这表明了唐代格式在日本格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意义不应低估。     

夫妻间人格权关系研究

夫妻间人格权关系既具有普通民事主体间人格权关系的一般性,又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夫妻在日常家事的范围内表现出人格一体性,夫妻共同体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意义;在评价性人格权方面具有连带性;在自由性人格权方面夫妻互相构成全方位限制;在标表性人格权商品化之经济利益和人格财产上具有共有性。夫妻闻人格权关系的特殊性源于夫妻关系中,财产、身份和人格的统一性,统一于夫妻关系,而一般民事主体之间财产、身份和人格呈现出断裂关系。     

克隆人人格与权利问题研究——兼与甘绍平先生商榷

本文基于人权维度反思人们关于克隆人技术问题伦理论争中的一些基本论理.本文认为: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克隆技术复制出具有大致相同遗传基因的人的自然生命体,却无法复制出人自身.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人格与尊严.人类关注克隆人权利问题,是在主体及其自由存在的权利、人类社会对于生命平等关爱及代际正义感的表达意义上而言,而不是在克隆人对于自身自然基质、生命出身及其选择要求的权利意义上而言.     

全球化与法律发展的价值选择

全球化浪潮使得商品生产交换条件遍及全球,为法律的共同性因素的增长起到了奠基作用;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文明,伴随其经济、政治的扩张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推行,逐渐构筑起“法律殖民主义”的巢穴。因此,在全球化现象面前。我们一方面要把握住法律发展的共同性因素,创制顺应全球化社会生活条件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则应依据主权原则认同国际交往规则,防范“法律殖民主义”陷阱和“法律全球化”思维误区。     

生命权的概念及其入宪的必要性和价值

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所说的生命权是指狭义上的生命权。生命权的基础性、不可逆转性和不可补偿性决定了生命权应当入宪,而生命权入宪则是对生命权基础性价值的确认和彰显,表达了对生命权的尊重,也将提高人们尊重生命权的意识,同时将进一步推动生命权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刑事司法人格化初论

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贯串到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是摆脱行为刑法制度的司法机械化弊端的必由之路,符合现代刑法的人性化、人道化发展方向.刑事司法的立足点是犯罪人,而犯罪人是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统一体,即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外在表象,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的本质.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人格鉴定,将那些仅有法定的犯罪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对于犯罪人,在量刑时,要把犯罪人格矫正的难易程度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监狱行刑时,应当以矫正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进行.此外,应该把心理预防提到犯罪预防的重要地位.     

重构法的价值基准

将“人的权利”作为学界公认的法律价值基准,其本身存在着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的背反。在权利本位学说主导下,传统法的价值基准决定了法律的伦理基础是利己主义的,而以人类自私为正当性的法律价值基准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21世纪构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秩序的要求必然导致法律价值基准从“人权本位”向“生命本位”的转移与重构。在新的法律价值基准中,人的权利不再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排斥,而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包容和支持,人将构成其他生命在法律权利方面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