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视野下“人权学”学科建构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建构“人权学”学科,需重点回答学科设置标准、基础命题、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等问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人权学”的学科标准应当参考新文科的要求,确立“人”的核心位置,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权”作为研究对象、以跨学科交叉甚至融合作为研究方法。“人权学”的基础命题包括理论命题、本质命题、制度命题、组织命题、实践命题：理论前提是人的学问,本质所在是人的权利,核心内容是人权规范,组织形态是人权机制,实践形态是人权实现。“人权学”学科体系是通过跨学科方法,衍生出由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人权法学、人权政治学、人权社会学、人权传播学、特定群体人权学、区域国别人权学等组成的有机开放的二级学科体系。“人权学”的人才培养强调应用导向,教材体系建构需在教材编写、教材种类、内容体例、教材层次、图书布局五个方面着力;课程设计应重视讲授基础知识,兼顾对前沿问题的敏感度,加强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术建制则包含研究团体、职业学人（研究者）以及学术平台三个方面。     

正确评价晚期希腊哲学

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最有名的是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同亚里士多德以前哲学相比,这三派哲学有两大共同特点:一,不是以自然而是把人作为哲学思考的主要对象;二,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强调获取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实用。这两大特点表明,古代希腊哲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宾斯万格的存在分析观论评

宾斯万格吸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改造”，创造了存在分析学。存在分析学强调人的在世之在，关注人的整体性。存在分析就是要引导病人形成多样的世界设计，理解自己的在世之在，去过本真的生活。人不仅是在世之在，而且还是超世之在。他的存在分析观开创了存在分析研究的新取向，凸显了积极自主的人性观，促进了美国存在心理学的发展，但也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     

法律实证主义的命题研究

法律实证主义基本命题包括“分离命题”、“社会事实命题”、“社会惯习命题”和“裁量命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有利于凸现实证主义主要思想理论的传承关系,并使我们对实证主义的认知更为体系化、完整化。     

论古希腊法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正> (一) 马克思在分析古代民族的形成时说过:“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希腊人走的是与古代东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用一种革命精神同旧制度决裂,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给人类精神花朵的开放准备了必要而优厚的条件。希腊哲学以米     

论法律的逻辑命题与修辞命题——制度性修辞研究之四

法律作为言语构造的规范体系,不仅是由一套逻辑命题所构筑的,而且也需要修辞命题作补充。法律实践需要理性思维和逻辑命题来展开,但也需要诗性思维和修辞命题来展开。法律的逻辑命题和和法律的修辞命题是两类不同的命题形式。前者在法律中表现事物的客观规定性;后者在法律中表达主体的价值期待性。这两种命题又有一定相关性,其最基本的关联根据是它们都从属于法律这种人类言语现象。因之,无论逻辑命题还是修辞命题,都可以参与法治秩序的建构。特别在一个习惯于诗性思维的国度,强调逻辑命题在法律中的作用至关紧要,但丢弃修辞命题,法治秩序就丧失了一些必要的前提预设。     

儒家心性论视阈下的“德育”思想论略——兼论“朱陆之争”

我们对儒家的“德育”思想有误解。事实上，儒家理解的“德育”应指一种“成德之教”，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实现良心自觉的学问。儒家认为自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修身；一是教化。其根据是儒家所持有的独特的心性论。关于修身历来有“朱陆之争”，但事实上他们的不同只是一个强调在日常生活的具体道德实践中“逆觉体证”，一个强调通过格物、阅读经典等来觉悟而已，各有长短。同样，教化的根源性的方法是“启发”，它反映的人伦关系不是权力性的压制关系，而是出于一种天下一家、天下关怀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恰恰反映了儒家积极性的人伦观。祛魅了这一人伦观，我们最终将无“家”可归。     

对刑事侦察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侦察学的理论研究,一如整个公安学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成绩斐然,令公安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侧目.笔者欲通过本文对刑事侦察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陈管见,以作引玉之砖.一、两个蕴意迥然的命题——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迄今为止,国内刑侦研究中仍未取得共识且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刑事侦察学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界定.比较近似的现象是认为应当有“一种”或“几种”其他科学成为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认为哲学或“侦察哲学”应成为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2、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三论”应成为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3、认为决策科学、科学方法论、同一认史理论等或单一或共同构成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这些观点散见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教材中,在此不一一列举)     

解读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

包公听讼断狱故事 ,突出的也是“罪与罚”的价值取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本稿在讨论包公故事中的法律问题时 ,首先标举“罪与罚”这个题目。除此之外 ,这一安排也有先“实体法”后“程序法”的技术考虑。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是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纠纷无论如何不会出现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比例如此“悬殊”的情形。那末 ,何以馀以故事特别强调“罪与罚”这一主题呢 ?这正是本文着重研究的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核心命题及其哲学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志性的思想观点，其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宪法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等核心命题，在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全局性、统领性、基础性意义，并彰显出鲜明的理论风格、完整的理论形态，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底蕴、缜密的哲学思维。对此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凝练，既关系到对中国宪法理论的精准阐发，又关系到对中国宪法实践的科学认知，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宪法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     

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在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旨的法治国家的实现中,比例原则以其具体性、规范性和目的性在限制刑事权力上有着重要担当:能够弥补刑法的基本原则无法防止立法泛滥及刑法的谦抑性所不具有的硬约束力之缺陷.也因此,刑法学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分析范式,并以其三项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建构为突破口,追寻一种理性的罪刑规范,并形成如下学术路向:把比例原则作为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应该考虑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在刑法解释中强化合目的之法律解释方法.     

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

作为对我国近年来发生争议的热点案件的一个理论回应,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提出。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均是以应罚性为中心展开的,缺乏对需罚性的判断,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犯罪论体系须认真对待刑法体系内的应罚性与刑法体系外的需罚性。从理论上,需罚性就是从刑事政策或宪法上判断有无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以预防的必要性为理论根据架设起刑事政策或宪法与刑法体系之间的桥梁,具有兼顾体系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合目的性。同时,将需罚性导入我国犯罪论体系具有立法与司法基础,与我国实定法之间具有融贯性。我国应当建构应罚性与需罚性并重的犯罪论体系。     

"卖淫"的刑法解释--以南京某演艺吧"组织男青年向同性提供性服务"案为例

刑法的适用需要解释,法官应是解释的主体。刑法的适用解释要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只能进行严格解释,但只要没有超出"文义的射程"或"国民的预测范围"就属于扩张解释而非类推,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对醉酒驾车之新增刑法规定的质问和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醉酒驾车的新增规定在完善醉酒驾车的刑法规制的同时,也因其本身的规定导致了刑法理论上的质问。质问包括罪状和法定刑两方面。罪状的质问包括:行为方式、罪过、行为场所的内容,以及新增醉酒驾车犯罪与相关犯罪的竞合关系。在法定刑方面:新增醉酒驾车犯罪的"拘役和罚金"的法定刑太轻导致了新增规定在司法适用中被部分架空,与此同时,还导致了追溯时效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适用上的争议。为解释这些置疑,应当在明确新增规定与原有交通肇事罪之间的独立关系的基础上,认可新增规定主观上由过失实施,并对"道路上"进行扩大解释;在刑罚上,并且充分利用非刑罚处理方法,以实现立法初衷。     

论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危险驾驶罪

近十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位列第一的罪名。但是,每年将30万左右的人贴上罪犯标签并使之承担过重的犯罪附随后果,甚至沦为社会的对立面,这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危险驾驶者个人来说,都是巨大损失,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理念,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体系化治理。实务中直接适用“但书”规定得出无罪结论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做法,存在说理不足、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硬伤”。“但书”规定只能在行为缺乏刑事不法,以及虽具备刑事不法但存在免责事由,从而缺乏处罚必要性等事实得以确认之后才能有限适用。为限定本罪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需要准确理解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尤其要对抽象危险进行必要的司法“印证式”判断,以确定立法者所预设的法益危险是否存在,妥当认定违法阻却事由,准确认定本罪的自首,提高缓刑适用率,将认罪认罚之后的从宽处罚落到实处;在立法政策上,有必要根据犯罪发生的实证数据进行调整,适度提高入罪门槛,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限定为“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形,同时配套修改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建立轻微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以有效降低犯罪的附随效果;在犯罪的情境预防方面,强制汽车制造商安装车载酒精监测装置是减少犯罪的关键手段。     

Punishing Organized Crime Leaders for the Crimes of their Subordinates

The intuition holding that an organized crime leader should be punished more severely than a subordinate who directly commits an offence is commonly reflected in legal literature. However, positing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 and the level of seniority within an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represents a departure from a more general idea found in much of the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 writings: that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 increases the closer the proximity to the physical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aid intuition and attempts to ascertain its roots. Rejecting both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theory as valid explanations, it will be inferred that the imposition of harsher punishment on organized crime leaders is properly based on the multiplicity of offences for which they are responsible, and not the nature of their involvement in any specific offence.     

想象竞合的功能及其存在根据

将罪数论升级为竞合论,关键在于要使罪数论的定罪量刑功能转变为竞合论的量刑功能。想象竞合是竞合论中最为重要的成员,它是一个针对自然行为犯数罪如何量刑的理论。在对想象竞合行为定罪时,犯罪构成仍是定罪的惟一标准,因此想象竞合为数罪,在判决书中,要将数罪一一列明。如果对想象竞合数罪并罚,就否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不能对想象竞合数罪并罚的理由,就是想象竞合的存在根据。想象竞合的数罪中,不法量刑情节与特殊预防必要性的情节高度重合,数罪并罚会造成量刑中的重复评价。较轻的一罪在想象竞合的量刑中仍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即宣告刑不能低于轻罪的最低刑,同时必须考虑轻罪的附加刑。     

论对向犯的定罪处刑

行为人之间存在相互对向关系的犯罪,刑法理论都应称之为对向犯.刑法对存在相互对向关系的犯罪的规定有一定的规律,可分为同罪同刑、同罪异刑、异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规定处罚一方行为.不同类型的对向犯的定罪处刑原则不一.在法律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中,对法律不处罚的一方的行为不能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作共犯定罪处刑.     

非法经营罪合理性质疑

我国刑法第 2 2 5条第 (4 )项为非法经营罪设置了一种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这种极为特殊的空白罪状形式 ,导致了刑事司法中非法经营罪的无限扩张。我国刑法中非法经营罪的设立及解释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也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相悖。在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 ,国家刑罚权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应尽可能以行政处罚、民事赔偿、行业协会的惩诫以及企业自我监督来取代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