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抛砖引玉”的兴奋——捧读金春明先生、郭汾阳先生的文章

读到《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金春明先生的《一点补充和思考——读〈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篇是郭汾阳先生的《也谈“约法三章”及其他》，非常高兴。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我发表在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上那篇关干“约法三章”的文章引起的，我有一种“抛砖引玉”的兴奋——这不是客套话，确确实实是肺腑之言。     

《茶馆》后话的后话

一九九三年九月的《读书》上,有我一篇“《茶馆》前后”,得到一些同“好”的关心,告诉我一些有关的议论与资料。随着我写了一篇短文“《茶馆》前后的后话”,发表在去年四月的《戏剧电视报》上。我在“《茶馆》前后”中有这么几句话: “五十年代是哪几位艺术家,跟老舍说,他的草稿中有一场戏很好,示意照这一场写一个戏。现在说不清这几位是谁?谈话时都有谁谁在场?老舍怎样思考又怎样回答?几十年过去了,作家和导演作古了。”新近经人指点,读到一九九三年五月的《新剧本》上有篇回忆文章:“话剧《茶馆》上演的前前后后”,作者赵起扬,是北京人民艺     

革命化春节

造反派革春节的命1967年的春节前“,造反派”夺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权。2月5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六,上海成立了一个“权力机构”,叫“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就是在这个公社的“领导”下过了个“大闹春节革命化”的荒唐年。初一,造反派控制的《解放日报》发表一篇     

领导的本质是心理领导

赵文禄教授等人在《心理领导科学》一书中认为,以往常从权力、权势、管理、控制和监督等角度对“领导”这一概念进行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含混不清。领导实际上是指为使被领导者心甘情愿地、     

论领导干部应有的权力观

任何领导者都是一定权力的体现者、代表者,其领导行为都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下,动用或行使权力的过程.因而,领导的权力观念直接影响其领导行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培养正确的权力观是党的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改造的重要内容.一、牢固树立权力的人民观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根本属性.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权力观.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建国后,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     

人大工作当以创新为要

在2012年《公民导刊）10期、11期、12期的“人大·探索研究”栏目里陆续编发了三篇关于“创新”的文章——一篇陈友鹏写的《主题活动：加强代表工作的实践探索》；一篇是赵永琴、夏涛合写的《人大监督工作中的“江津答卷”》；一篇是全修治写的《以创新精神推动基层人大工作》。尽管三篇文章内容各不相同，但谈的都是人大工作如何创新，如何紧密联系我市民主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实际，抓好人大工作。     

清正廉洁 克己奉公——记新疆建设兵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王真

“我是一名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干部,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党和人民”,看似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王真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兵团事业的无限热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领导,他深刻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认识到理论成熟才是政治成熟的基础,领导的威望在于自身的学识素养和领导水平,在于一个领导者权力之外的人格魅力,要具备驾驭复杂局面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就必须不断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年来,王真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研读两个《条例》、《党章》、《…     

既曰监督 信赖何益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理解,其实质就是加强权力监督。从狭义上说,权力监督并不同于监督权力。监督权力路径有多种,比如舆论监督、法律监督、公众监督等,但最根本路径是权力监督。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到美国立宪时期的名著——《联邦党人文集》,该书第48篇指出,"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     

用法律而不是用公权力来“驯服”郭德纲

看了《民主与法制》第18期《“公众人物”，你是谁？》一组报道，对“公众人物”的概念有了法律上的认识和理解。也对公共知情权、隐私权等法律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读到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深受启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开篇《“公众人物”：监督与被监督的文化思辩》，想从这方面谈几句感想。     

谈教育心理三效应

我在教育战线上已经整整工作了二十三年 ,对教育心理进行过一些探讨 ,前几年写了一篇《吸引力、渗秀力、感染力———党校教学方法谈》一文。现就课堂教育心理三效应谈谈个人的看法 ,与同行们磋商。磁力效应俄国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设》一书里介绍 ,俄国有一位长达三十多年教龄的历史课教师 ,上了一堂“使听课的学生和教师们都着了迷 ,甚至连记录也忘了记”的课。有人问他这堂课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 ,这位历史课教师答道“我准备了一辈子”。这位教师的回答发人深省。它说明了一堂具有“磁性”的课 ,必须是科学的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     

把党内监督落到实处

“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有监督,有制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这两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分别于1956年和1987年说的,集中反映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一贯主张,其中涵盖着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1957年4月,邓小平在《共产党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     

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辩证看务实办》中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进行通俗全面地阐述，读起来颇受启发。 权力的运行必须接受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一把手”腐败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江西省原副省长、典型腐败分子胡长清曾说过一句颇为让人深思的话：“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可见，反腐倡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长期的任务。     

反腐奇人傅学俭

“同志们，现在站在讲台上的，不是你们的老师，只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今天，我以一个退休公务员的身份。谈一点我的感受。首先，我有一个要求：请大家理解我支持我讲真话。”这个要“讲真话”的老人就是著名反腐败研究专家、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傅学俭。接着．这位79岁的老人，以《权力腐败从缺德开始》为题。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两个小时的讲座，幽默风趣．引人深思，博得讲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是他最近在国家某部委为厅局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上的一次“廉政党课”。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三、衡老谈往时隔四十午,当年贫苦的孤儿,已成为一代报人的张季鸾先生,不幸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病逝於重庆。我闻耗怱促编写了一篇“季鸾先生年表”,刊载在九月八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关於他青年就学的经过,我是这样写的:     

议政话"言谈"

上个月我在《生活时报》上发表了两篇《闲话“闲谈”》的文章,有朋友见了,说:何不就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履行职能,再“闲话”一篇?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现住,就试着如下写来。“闲话”的缘起,是从一则古籍资料引发出来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讽刺小品文集《古今谭概》,前面有一篇冯的好友梅之熉(音:云)写的小序,其中写道:“然则谈何容易?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积于中而无路发摅(音:出,舒也),亦不欲谈。”由此看来,闲谈也并非易事,学、识、胆三者俱备,并且还得有情绪感触上的冲动,方能谈得起来。小小闲谈,何其难也。所     

再说于是之

王利发是于是之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给他带来了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声誉。当我们确认《茶馆》是最能体现北京人艺艺术精神的代表之作,在我们的意识里,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便和写这出戏的老舍,导这出戏的焦菊隐像“三驾马车”似地幻化成了一个整体。但于是之本人似乎更眷念《骆驼祥子》里的老马。有一次我问老于他自己以为演过的哪个角色最为满意,他说是老马。又有一次我请老于谈老马一角的成功奥秘。他笑笑说:“我把假的演真了”。“真实”是于是之表演艺术的基石。而“真实”离不开生活,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离不开于是之对于生活、对于生活中的人的情感体验。在说到老马的“心象”的孕育时,于是之总要说起早年他住过的那个杂院和杂院里的那位拉洋车的老郝叔。讲得最动情的,是他那篇散文《幼学记事>——“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苦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     

强化对行政主要领导的监督制衡

行政主要领导在领导班子中居于主帅位置 ,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负有全面领导责任的领导者。由于主要领导常常集人、财、物权一身 ,对工作拥有整体调控、指挥和决断的权力。这种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对主要领导的监督 ,既是干部监督的难点 ,也是干部监督的重点。一、监督主要领导存在的难点问题一是实行“首长负责制”后 ,使主要领导的权威泛化。主要领导上任后 ,不仅赋予其与职务相称的权力 ,同时也赋予其充分的信任与依赖。日常工作中 ,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惟主要领导的意见是听 ,把主要领导看作是单位的象征 ,是正确意见的化身 ,以“支持…     

关于政协民主监督的思考

政协要在民主监督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首先存在一个定性和定位的问题。位定得准,作用才能发挥充分。为此,我学习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关中国监督问题的论述。早在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写了一篇《共产党员应该接受监督》的文章。在此之前,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有关于监督问题的精彩论述;在此之后就有很多了。学习了这些文章以后,我体会到,我们中国监督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因此,当前应该从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讨论政协的民主监督。我国《宪法》规     

我不是“十全大懂”

1998年夏天,河北电视台《大众话题》栏目要做一期有关高考的节目,省社科联学会处的领导举荐我做嘉宾,电视台导演找我谈了谈,说不错。那次共有4位嘉宾,分别代表解放前、“文革”前、“文革”后和近两年的考生。我谈“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情况,因系“三亲”,加上准备比较充分,这段历史讲述得还算精彩,现场效果和播出影响都挺好。电视台方面很满意,我也挺得意——藐予小子,还有这等本事!自此至今,我便成了省台和市台的常客,在《大众话题》、《真语人生》、《都市关注》、《教育时空》、《佳片赏析》、《反腐警示》、《旅游真好》、《女子世界》…     

"谁信周郎是白头"——访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很有独创性的话:“情感智慧有着隔世的共鸣。”因为这个“共鸣”他便在心灵上与曹雪芹“汇合”了,成为一代红学名家。我和周先生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类似“共鸣”一类的东西,但绝不敢言“共鸣”,只能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缘分”。我是个地道的红学盲,而且从未有过扫盲举措,但偏偏有了一个接近周先生、听他畅谈的机会,而且,有了一种心灵的“交往”,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第一次采访周先生,是请他谈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叫《谈笑》的文章,不料周先生一开始就“走了题”说:无意间涉足红学,便被贴上了一个“红学家”的标签,我便成了红学家。这话似乎专为我说的,我特别高兴,立即从不懂红学的思想围囿中解放了出来,轻松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尽管我后来逐渐明白当时相信了那个“标签”的说法是“上了当”,但还是挺乐意有这种当可上。因为我从那时起已自然地走进了周老的思维活动中,感受着他的思想,特别深刻地记下了他那几句我感受、思索了许多年而没有结果、自己始终不敢肯定的话:语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