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观视野下对刑法谦抑性的诠释

在人类刑法发展历史上,我们经历了一场刑罚由残暴走向人性化的变革;对刑法功能的认识也由最初的工具说进化为如今的犯罪预防理论。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自由的价值就越低、刑罚就越严厉;反之,刑罚就越宽和,就越人道。所以社会的发展必将引导刑罚走向宽和,这便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之义。反观中国几千年来的刑法发展之路,与这个刑法发展规律也是如出一辙。     

罪犯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罪犯教育是对犯罪者再犯罪的一种预防 ,是改造罪犯的根本措施和手段 ,也是执行刑罚的目的所在。对罪犯教育的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是对人性认识、犯罪原因认识的综合产物。远古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了众多的观点。罪犯教育理论是刑罚理论发展的产物 ,是罪犯教育实践的结晶 ,它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行刑科学化、人道化进步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教育理论。     

对增设未成年犯社区服务刑的探讨

社区服务刑融教育刑思想与赔偿理论于一体,符合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服务刑,既能体现刑罚的惩罚功能,又能达到刑罚教育预防的目的。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 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论监狱建筑的功能与社会文化的协调性——以监狱建筑的文化传承、功能完善与结构创新为视角

审视现代社会发展对于监狱行刑的要求,现代监狱更加强调将刑罚文化上升到法治文化,甚至于社会治理与人类发展的文化的功能展示。因而,监狱建筑的羁押囚禁、生活起居、教化改造、劳作技能传授等四大功能应当更加重视刑罚执行、罪犯犯罪心理及行为矫治、罪犯社会回归教育等主要因素的文化传承,更加重视与社会文化的协调一致性。监狱建筑布局与功能构思必须始终如一的贯穿刑罚这根主线,体现法治内涵,外观上凸现地方文化特色,融入社会格调,彰显社会内涵,结构上突出以人为本,富于人文内涵,规划上注重规范与传承,显现发展气息,单元细节上重视人性发展,突出生存权利。     

论非监禁刑的合理化执行

非监禁刑作为一类刑事制裁方法,与监禁刑相比,在发挥刑罚的教育和矫正功能、体现刑罚人道性和谦抑性思想以及实现刑罚适用的经济性和效益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国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模式居于主导地位。我国应当积极倡导非监禁刑的广泛适用,弥补监禁刑适用的不足。     

青少年犯罪非刑罚化的理性思考

非刑罚化不仅是指排除法律规定的刑罚种类的适用，也包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变更适用来排除刑罚措施。对青少年犯罪适用非刑罚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法律基础之上的。在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以保护和教育为核心，逐渐向非刑罚化方向发展，更有利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论刑罚本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对刑罚的本质 ,可以从刑罚本质的定义、刑罚本质与刑罚本质属性的联系和区别中去寻求和把握 ;对刑罚功能的内容可在对国内刑法理论的三分法和八分法进行精简的基础上重新归类。刑罚本质与刑罚功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关刑罚本质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说法是错误的。     

刑罚的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死刑控制——兼谈死刑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适用

刑法通过刑罚手段介入对青少年犯罪规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而不是要惩罚犯罪的青少年.这一主要目的必然决定了刑罚对青少年犯罪所具有的威慑和教育功能将占主要地位.死刑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刑法不应当完全废止死刑对青少年犯罪的适用.     

我国劳动改造的现状分析

劳动改造是我国主要的刑罚执行方式,现阶段还存在着劳动改造的作用被放大、罪犯的权利易受侵犯、劳动改造忽视目的性等问题。为完善此刑罚执行方式,应落实罪犯有偿劳动制度,建立合理的罪犯劳动成果分配和管理体系,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注重刑罚执行的教育感化功能,逐渐建立一定程度的开放的罪犯劳动场所。     

论刑罚权与罪犯权利

作为公权力的刑罚权和属于私权利的罪犯权利在性质上对立,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权力(利)限度上的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刑罚权内容包括刑罚创制权、刑裁量权和刑罚执行权,这三者都与罪犯权利密切相关;刑罚权设立的根据在于惩罚犯罪、改造教育罪犯、维护社会利益,而规定和赋予罪犯权利的最终目的也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通的。     

论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却非常混乱。本文将从目的理论的一般含义和刑罚目的的界定来引出所要论述的刑罚目的。在回顾了刑罚目的理论的中西历史发展之后,本文评析了当前我国理论界的主要分歧,围绕“惩罚和改造不是刑罚目的”、“刑罚不能消灭犯罪”、“报应主义不应成为刑罚目的”以及“刑罚目的不应有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的划分”等观点展开阐述,进而提出只有预防犯罪才是刑法应有之目的的观点。最后指出,应理智地看待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对刑罚的消极作用也作了警示。     

关于我国减刑制度性质的思考

减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在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司法实践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及减刑制度的刑事立法,减刑的性质应当是对原判刑罚的有限变更,在执行刑罚上,减刑是对原判刑罚的变更。除此之外,原判刑罚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缓刑考验期间发现漏罪数罪并罚后可适用缓刑

缓刑是我国一种较为平和的刑罚执行方式,其意义在于削弱刑罚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的影响,使其在接受刑罚处罚的同时更好的融入社会,体现了刑罚的教育与惩罚功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除外),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可适用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间发现犯罪人还存在漏罪,数罪并罚后,若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仍可再次被宣告缓刑。     

关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制的法律思考

按照法律规定,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体制,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权力系统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监狱所组成。但这一分散、多元的刑罚执行体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章指出,应当将现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承担的刑罚执行职能剥离出来,同监狱的刑罚执行一样,统一划归由全体的或者完善的刑罚执行职能部门———司法部行使,以实现刑罚执行一体化和专门化。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研究

社区矫正即社区刑罚执行起源于西方国家,是近代以来刑罚由威慑刑、惩罚刑向教育刑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代表着当今国际社会刑罚逐渐向轻缓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该制度进行了研究和适用,我国也正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因此,我国社区矫正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在立法和实践层面给予不断完善,从而使社区矫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新形势下的监狱封闭性问题研究

封闭性是监狱最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外部具有特殊的器物隔离和内部执行严密且严格的监规纪律两方面。封闭性是发挥刑罚惩罚和报应功能以及特殊预防功能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刑罚的权威和威慑功能的发挥。但封闭性同时产生与刑罚预防重新犯罪的目标相冲突、难以满足法治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对监狱提出的新要求、滋生并加剧了监狱亚文化等和刑罚目的相悖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监狱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封闭性,以正常发挥刑罚的各项功能;另一方面应当对封闭性予以适当限制和调整,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构建起层级性封闭程度的监狱体系,切实践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社区服务刑刍议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的转型和产业的提升对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客观要求,但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性质的模糊认识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必要将之准确界定。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在办学主体、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     

耻辱刑的教化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耻辱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权的需要,现今中国刑罚系统应借鉴“仁恕恤刑”这一古老刑罚理念,逐步减少生命刑等重刑的适用。但是,耻辱刑是诉诸人内心的一种刑罚,因而这种刑罚的主观色彩十分强烈,对这种刑罚反应的个体差异很大。这将是在实施耻辱刑过程中不得不考虑与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