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府际协作：目标、驱动力与模式

人们习惯于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视为一个整体,但对危机管理中的府际协作问题却重视不够。政府职能、危机的扩散性和资源有限性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以协作的方式应对危机,并树立维护安全、提高效益等共同目标。在府际协作达成中既有公共利益等正向驱动力因素,也有地方主义等负向驱动力因素,多种因素在同一场域下进行博弈从而产生主动协作型、命令协作型等协作模式。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基于战略问题的类型学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协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引入公共战略管理的思维。依据环境(动荡环境和常规环境)和协作取向(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两个维度,地方政府需要应对重大自然及社会类危机事件、基础设施供给、重大经济及政治事件、跨行政区治理等四种类型的战略问题。面对差异化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采用动荡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常规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动荡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和常规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做到分别应对。     

论警务协作视野下的铁道警察体制与警务机制

区域警务协作是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铁道警察机关管辖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应该在管理体制和现代警务模式方面保障区域警务协作的施行。铁道警察工作的特殊性需要有警务协作的体制性保障。铁道警察管理体制归公安部直属垂直管理是理顺警务协作的基本保障。在铁道警察现代警务机制中,警务协作可以分为铁道警察内部之间的协作和铁道警察与地方警察之间的警务协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是铁道警察警务协作的完整体系。     

“三社联动”视野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基于S市项目制和岗位制的案例比较分析

深圳、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在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推动下,运用"三社联动"机制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S市L区和P区的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地区发展暴露出的不同问题,以及专业知识、组织条件、政治能力三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两个城区选择了不同的购买模式和"三社联动"形式,即项目制和岗位制。两者虽无形式上的优劣,但从协作治理的视角考察可以发现,P区选择的岗位制模式其实是简单合同制的契约安排,它将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价值诉求等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参照政府的结构机制进行服务生产,这一自上而下的垂直性管理方式大大压缩了协作的空间。而L区选择的项目制则倡导伙伴关系,在信任、包容、责任、参与等价值引领下,参与主体更容易展现协作优势。     

绩效考核中的人际冲突管理策略

绩效考核中人际冲突既有消极效应也有积极作用。人际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个体差异,角色矛盾,缺乏信任,批评不当,归因失误及信息匮乏等;类型为目标冲突,行为冲突,认识冲突和情感冲突;策略为强制、协作、妥协、回避和适应等五种处理方式。     

我国国有土地所有权管理体制研究

目前,我国的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大一统的所有权管理制度,全部的国有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的所有权,而地方政府只能代表国家行使使用权和管理权,这种管理模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作看似严密,但在实践中两者矛盾重重,国有土地所有权管理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提高地方的积极性,提高国有土地管理效率,促进经济转型,有必要创新国有土地所有权分级管理模式:乡镇、县、市、省和中央政府可以对土地分级所有,并登记核实发放证明,以期能够规范国有土地所有权的管理。     

公共行政的伦理冲突场景与消解途径

中西方公共管理人性假设尽管殊异,却遭遇并非宿命却又难以避免、普遍而又典型的公共行政伦理冲突场景: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以及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冲突。置身于我国情民意环境下的行政伦理冲突,可以在正义和民主原则框架内,通过构建行政责任模式和推进行政伦理制度化来实现消解。     

大学生日常话语冲突

大学生个性张扬,难免在校园生活中产生话语冲突。为了解大学生话语冲突的特点,特收集某大学校园中的话语冲突语料,并采用结构分析法对这些语料进行分类分析。文章发现话语冲突包括冲突话语中的起始话轮、冲突话轮和终止话轮,且各话轮的构建模式均有不同特点。对冲突话语构建模式的了解有助于认识大学生发生话语冲突的言语过程,从而避免交际失误。     

试论行政程序、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

行政程序作为引导行政活动过程的原则和规则体系,与公平和行政效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平与效率作为行政程序的目标模式选择,两者并不是冲突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行政程序的公平不仅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更是能够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论存托凭证的法律保护模式

存托凭证能作为一种证券,其也符合信托的本质特征,因而对其采取证券法保护模式或信托法保护模式均是可行的。两种模式规范的对象和侧重点并无冲突,两者共存对存托凭证实际业务相得益彰,能更好地保护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利益。     

高校后勤社会化中固定资产处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高校后勤社会化中,固定资产处理存在着产权不清,公有制模式与市场经济相冲突等问题,为此,各高校必须进行积极探索与实践,采用多种不同的改革模式,明确产权,实行间接管理,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的双向互动分析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之间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二者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公共领导发展对公共冲突管理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精神的价值导向,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通过公共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公共冲突管理者的职能;通过战略型的领导方式,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考量;通过政策性的领导趋势,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确实的政策依据。而公共冲突管理对公共领导发展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冲突的正向整合功能提升了公共领导者的影响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组织性增强了公共领导者的决策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实践性锻炼了公共领导者的执行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公共领导者的创新力。     

民事审判与检察监督衔接机制探究——构建和谐司法环境的思考

近年来,有关民事审判与检察监督的冲突问题争议不断,在构建和谐司法环境过程中,这一问题再次被凸显出来。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盲目夸大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应片面强调两者之间的统一,而应以客观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审判机关追求审判活动的独立性、高效性和裁决的权威性,检察机关则追求对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多样、有效的监督,两者之间虽存在诸多冲突,但从宏观上看,两者在实现公平正义、化解民事纠纷、维护公共利益等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应当通过建立合理的衔接机制,使两者在相互制约中实现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西方行政文化的冲突

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深层结构，是政府管理活的灵魂。一方面，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与西方行政文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两者在行政观念、行政方式上又存在着四大冲突。     

浅析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属性与治理模式

作为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与代表,地方政府在地方政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改革与创新正在成为其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而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模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主动增强地方政府的核心能力、优化其治理模式,才能更好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基于此,文章首先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属性进行了阐述,然后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缺陷,最后以协作管理为语境框架,给出了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年级组模式下独立学院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思考

独立学院的学生有别于其母体高校的学生,其特殊性加大了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辅导员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负担。然而,我们目前的工作大多只注重工作能力和执行能力,却忽视了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通过分析独立学院辅导员科研能力的现状,提出重视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并对在年级组模式下提高独立学院辅导员科研能力进行了思考。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产生的社会基础

经济管理行为有其基本守则,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社会基础就是其外在约束与追求的目标。这一基础是现实世界发展的结果,具有客观性,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必须以此为基础,不得破坏,否则就会窒息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社会,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产生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和交融的过程中,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以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协作为目标。     

冲突管理取向:应急性与常规性的结合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冲突管理一般有两种取向——应急性与常规性。在我国发展的转型期,冲突的突发性、多发性和复杂性特征要求冲突管理要结合两种取向。在当前的冲突管理中,一些地方政府多以应急性管理为主,常规性管理尚显不足。为此,加强冲突管理必须融合这两种取向:提高冲突的常规性管理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提高冲突的应急性管理能力,从变化中探寻规律性;以制度和程序为抓手,实现两种管理取向的有效对接。     

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权保护

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不时存在,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会直接影响行政公开的进程和深度。在权利多元化的年代里,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时,遵循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优先、利益衡量、最大限度维护人格尊严等原则可以有效解决两者的冲突。     

“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现象与逻辑

主要探讨了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政府兜底"现象的内涵、路径与逻辑。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府作为第三方对社会冲突各方进行调解时,为尽快化解冲突而对冲突方作出补偿,是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常见现象。研究发现,冲突各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通过不断"闹大"将社会冲突转变为政府要立马解决的政治事件是政府兜底的前提,而"兜底"则是在现有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总体约束下,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及其主要官员作出的理性选择。尽管"政府兜底"在短时期内使社会冲突得以化解、社会秩序重新恢复,保障了农民的某些权益,但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政府应在社会冲突管理中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社会冲突,提高社会冲突管理的制度化水平,避免丧失原则和底线的随意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