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保障村民自治的机制体制不畅、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不顺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不强”等问题，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理顺两委关系以及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优化路径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部分,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社会性"。村级组织由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一肩挑"在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于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运行也会产生影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乡村发展目标和村级治理定位,在此基础上完善村级组织与村级制度。     

社区建设重在提升领导和服务能力

<正>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社区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其保障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定祥和生活的重要性不可小视。特别是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提高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服务能力,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不能用“基层治理”替代“基层自治”

《学习时报》2月22日刊登刘益飞的文章指出,党的十七大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部署中,对基层的要求是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显然,基     

机制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城市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基于对武汉市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作为我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基础对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党组织作用探析——以山西省阳泉市城区新华东街社区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和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制度.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文章以山西省阳泉市城区新华东街社区为案例,探讨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中的自治组织与党组织关系比较

在基层群众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关系问题。由于城市和农村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不同,城乡两委关系在态势和制度创新方面既有共性,又各具特征。     

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地区自治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一、当前基层自治面临的社会形势影响基层自治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即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地区自治,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原有的城市社区自治受到＂权益化冲击＂,农村地区自治受到＂利益化挑战＂。为什么说城市居民自治受到权益化冲击？一是随着城市拆迁改造和外来人口的日益聚集,     

公民治理与群众自治——中美两国基层治理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公民治理理论虽源于西方国家，但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我国基层的村（居）民自治都是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因此公民治理的精神应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以人民主权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唯一来源的现代国家所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即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居）民自治，就是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活动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公民治理与群众自治——中美两国基层治理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公民治理理论虽源于西方国家,但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我国基层的村(居)民自治都是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因此公民治理的精神应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以人民主权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唯一来源的现代国家所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即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居)民自治,就是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活动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为”与“不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下,社区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社会中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以社区居民自治为目标的社区治理中,首先要对社区党组织的功能进行科学的定位,明确其在社区中的政治领导、价值引导和利益协调的重要功能,才能科学地规范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区建设中的行动方式,进而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党组织的重要作用,实现社区的自治。     

建构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的思考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是我国农村现实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有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建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中,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办事和尊重群众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新活动方式,推进村级党组织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及提高村民政治法律素质等。     

引领式协商：协商系统理论下党领导自治的新发展——以广西宜州木寨村为例

建党百年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日趋完善,自治作为党领导下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四十年出现了明显的新发展。以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木寨村的自治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协商系统理论,在结构研究基础上更多从过程层面对党领导自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阐释,基于对典型案例中三种自治样态的比较分析后发现,在选举后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党领导自治主要表现为协商自治的过程。根据协商系统理论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党领导自治的过程概括为引领式信息交互的协商,主要表现为党组织将元协商性质的话语实体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引导至授权空间,在一定的协商程序中达成决断性共识的协商结果过程,形成引领式协商模式。引领式协商中党领导自治的关键环节体现了责任与授权的双重治理逻辑,即党组织将责任与授权分别作为公共空间与授权空间信息交互的纽带,以此确立了党组织在其中的治理主体地位,延伸并拓展了党组织的治理范围。由此可见,党领导自治不仅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更要从过程上牢牢把握住党对自治的领导权,这可以为基层治理实践中党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强势推进村级组织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村级组织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市场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级组织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基层党组织何以引领乡村治理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引领主体。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对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当前需要积极探索其引领着力点。要以政治强化引领,以自治、德治和法治推进引领,以服务塑造引领,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从而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党建引领邻里自治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探析——以南通为例

居委会作为党建引领基层自治的重要主体,其过度行政化引发社区中行政与自治的矛盾,导致社区治理需要再次寻找居民自治的标准单元。江苏省南通市在“两邻”理论的指导下,于社区与网格之间设置“邻里”作为标准单元,在党建引领和网格化管理支持下相应配备了一系列议事制度和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基层自治的南通经验。党建引领邻里自治的实践经验给当前基层治理工作在如何把握好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凝聚起自治的力量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     

挂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党建经验

如皋市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作为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的主抓手,根据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的特点,分类有序推进,努力实现“民得实惠,党得民心”,有效地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如皋的诸多实践经验中,把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一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五服务”,找到了服务群众、基层自治的关键点。如皋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坚持强化以“服务”为核心的功能定位,确立了“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     

“公推直选”的由来与意义

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实现了由上级党组织提名候选人并采取多层次间接选举向党员、群众推荐并由党员直接选举的转变。通过将基层群众自治的外在压力转化为基层党内选举改革的内在动力,注重选举程序和技术环节的改革,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总结基层实践经验,不仅实现了党内外和上下级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改善了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