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时代背景分析

区域警务合作是相关地区公安机关之间共同预防和打击犯罪、治安防控、情报共享、联动处突、学习交流的有效形式.区域警务合作发展迅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公安机关历史使命,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区域警务合作的政治条件;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条件是区域警务合作的经济条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区域警务合作的社会条件.     

社会治理共同体：语境、特征、溯源和展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利益、责任、价值有机结合的"三重"统一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四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新范式,是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良性互动、同步实现的过程,是新时代加快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步骤。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构建行之有效的以多元主体合作为关键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和实现机制探究——基于绍兴市的调研

现代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本文阐释了三种公民参与的类型——博弈型参与、伦理性参与、协商性参与。并分析达成合作的机理和社会条件。通过社会调查,对绍兴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仍然存在着结构不对等、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公民社会仍难充分发育。据此,分析要达成社区合作性治理,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机理及所需的社会条件,不能停留于修修补补的改良,必须全方位透视其所依赖的制度赖以运作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条件。加快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会多中心治理内生秩序、健全合作治理运行机制,是促进社区治理社会成长和实现社区合作善治的理性路径。     

努力把金口河区建设成为四川山区的经济强区

加快金口河区的发展,要着力转变发展方式,打造精品山城,发展特色农业,扩大开放合作,发展社会事业,推进新型工业化、现代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动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机制若干问题探析——兼论湄公河流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之立法构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中国边境地区跨国犯罪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糯康案"的发生加快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的进程。本文以中国与东盟国家执法合作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国际公约、区位特征以及各国司法现状等方面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推进措施,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作出初步探索,在行文中也兼顾探讨湄公河流域国家刑事执法合作的立法构想,为进一步深化区域刑事执法合作完善制度构建。     

论“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构建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主要破除一切从行政区划考虑取舍进退的观念束缚,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加快武汉与周边城市合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对地方政府从根本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尽快加快打破各城市间市场相对分割的局面,加快武汉企业的集聚和扩张,营造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藏区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以青海藏区为例

社会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维护社会稳定重大方略的调整,而在青海藏区要实现社会治理,不仅要形成各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加快各级政府角色和定位的转变,还要在寺院管理上应从"管控"走向合作。     

试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

公安机关进行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就是追求善治和国家理性成长的过程.包括:加强快速反应与应急机制建设;完善社会治安防控机制;重点突出公共安全信息化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强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机制;加快区域警务与全球性警务合作机制建设步伐;建设公共安全事务合作与信任的社会整合机制等.     

建立国际合作基地：武汉城市圈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思路

武汉城市圈作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综改试验区,要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抢占先机就必须深刻认识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新形势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转变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武汉的四大国家战略聚焦优势,把握国际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抓住国际合作新机遇,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大力推进技术与经济合作,突破性发展新能源产业,把武汉城市圈打造成新能源技术与产业国际合作基地,并逐步发展成国家新能源研究、交流合作及产业发展中心,在探索、发展低碳经济中,加快＂两型社会＂建设。     

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发展的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加快,泛北部湾区域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东盟"10 1"框架下的一个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区域合作面临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要加快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发展,应当逐步建立合作机制,推进区域内交通网络建设和港口物流、临海产业、农林渔业、能源、旅游等先导产业的合作,加强金融合作,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为泛北部湾贸易投资合作提供平台。     

把云南建成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窗口

2012年，文化部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加快云南桥头堡文化建设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共同推进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和“深化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为云南桥头堡建设提供文化支撑，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加快桥头堡建设使云南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更上一个台阶。在加快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要注重开创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新局面。     

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依赖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开拓精神的乡村精英群体。纵观我国乡村精英的发展脉络,乡村精英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体制外精英治理、体制内精英治理以及体制内外精英的合作治理模式。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但目前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同时应明确内外精英的合作和制约关系。国家要加快相关体制改革,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的实施＂扫清障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辩证认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按照辩证法的要求,讲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追求社会和谐也要正视社会矛盾,既要讲究平等合作也要允许差异竞争,既要维护社会稳定也要加快改革发展。     

我国抗震救灾中政社合作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并且大力扶持培育社会组织,大力提倡政社之间展开合作参与社会治理,政社合作机制在我国正式拉开帷幕。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至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政社合作参与抗震救灾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由于政社合作不成熟,政社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在数次的抗震救援过程中,频频发生因志愿者盲目进入灾区而导致的交通堵塞、政社分工不清导致的救援真空和救援重叠等问题。鉴于此文章总结我国数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社合作面临的困境,并结合提出了重构我国政社合作的现实路径。     

我国金融业反洗钱机制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基本形成了以“一规两法”为主要内容、以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为主要机构的反洗钱机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打击洗钱犯罪的立法结构和立法内容不够完善、“一规两法”存在缺陷、反洗钱实践遇到困难以及国际合作存在一定难度等。因此,必须加快反洗钱法制建设,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反洗钱基础性工作,建立与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相衔接的社会反洗钱系统,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     

基于地方政府视角的公私合作决策风险管理研究

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采用公私合作(PPP)来促进城镇化基础设施供给和深化地方政府职能改革。基于地方政府视角,公私合作政府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风险。其中PPP决策知识获取风险、寻租风险、地方保护风险等风险都可能造成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低,不利于公私合作制的长期发展。为了增强公私合作制(PPP)模式的可持续性,必须加快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公私合作风险管控机制。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     

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合作治理的政治社会学类型分析

合作治理不是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是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是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的建构、关系、结构以及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权威型合作走向民主型合作,是公共性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     

府际治理视域下中国维稳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维稳问题日益影响政府效能与行政合力的发挥。府际间缺乏互动合作、政府预警能力和公信力下降，维稳思维的异化和领导方式的僵化构成了当前我国维稳工作的体制性困境。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不健全、服务职能的弱化和信访制度的局限，以及区域间行政信息的不完全公开和分配中的区域不公平。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最有效对策是加强府际治理、完善制度建设，其具体路径包括增强合作制度的容纳力，协调府际服务职能，加快政务公开和民众维权机制的建设，在多方治理的框架下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进与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对策

对东盟开放合作是进一步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抉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进与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强调顺应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发展趋势,以提升泛珠三角区域整体竞争力、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为战略目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契机,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等机制为平台,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中心,以经贸合作为重点,以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以开放开发为动力,以项目为载体,以粤港澳珠三角为龙头,充分依靠泛珠三角区域整体优势和依托全国的力量,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对东盟开放合作,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际化发展.实现其战略构想,应进一步明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国际化发展思路、设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加快与东盟机制的衔接、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加强政策探索、创建和完善开放合作平台、先易后难务实地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的开放合作、争取国家的大力支持及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完善科学决策系统等.